从心理学的角度，如何理解父母说

听很多小伙伴吐槽过他们的爸爸妈妈。

即使已经成年，还是有一些父母固执地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指手画脚，操心操稀碎。

如果抱怨或是顶两句嘴，父母会觉得很伤心：“关心你还成了错了？！”

听话的时候，他们说：“你看，我就说没了我们，你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没听话，最后结果不好，等着的就是最可怕的那句话：“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事实上，他们可能有一位控制型的爸爸／妈妈。控制型的父母似乎不会犯错，他们永远是对的。当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想法、念头都是错的、不重要的或者是该感到愧疚的，他们的才是正确的。

- 什么是“控制型”的教养方式？-

控制型的教养方式（control parenting）一方面强调严格控制和孩子无条件服从，同时，在情感上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很少考虑孩子的需求和意愿。父母常说“我是为你好”，但话里隐含的意思却是“你必须听我的”，完全不给 选择权 。

控制型的教养方式往往难以被察觉，尤其在我们的文化中，「孝顺」、「听话」被视为儿童优秀的品质和「孝道」的体现。听从父母的要求，是理所当然；不听话则是「忤逆」的表现。

另一方面，控制的核心常被“爱”和“在乎"的外表所蒙蔽。有的父母经常会说：“我是因为太爱你／太在乎你，才管你这么多的。你要不是我孩子我管你干吗？”久而久之，孩子则会内化这种认知，将关爱和控制等同。

- “控制型”教养方式的惯用策略 -

这样的父母往往以微妙的方式操纵子女的行为，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选择。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控制策略：

1  社交隔离

如果要控制一个人，首先就要营造一个封闭的环境，防止他接触外界的信息。我们不否认父母应该让孩子提高 警惕性 ，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但过度的控制就会破坏一个人的正常社会性活动。

要报备去哪里玩、见什么人，早请示、晚汇报，限制孩子的正常社交。同时向孩子灌输：“其他人都不可信！这世上只有爸妈才是真心关心你。”久而久之就会发现，除了父母，你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没有其他社会支持。

2  贬低指责

当孩子犯错、不听话时，父母会明确地指责训斥，甚至贬低他们的人格。同时，他们在插手孩子生活各个方面时，会理直气壮地解释：“我这不是为你好吗，爸妈能害你吗？”

而这份「为你好」背后所裹挟的控制和强迫却在传递着另一种信息： 你不行！没有我们来指导你，你什么事也干不成！

3 经济把控

经济尚未独立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这时候，父母的经济控制是最强有力的武器。控制花销就等于控制了孩子的行动范围以及活动内容，就算对于经济独立的成年人，控制型父母的经济手段仍然起作用：“你要是非要XXX，房子首付就自己想办法吧！”

4  情绪绑架

让孩子产生愧疚感是控制型父母常用的情感武器。连流行歌曲都在教育我们：“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多么顺畅的催眠，指示性的话语，没有拒绝余地，还顺便假设了拒绝的后果-"如果你不听话，父母就会受伤。" 隐含传递了后续的愧疚感，一气呵成。

很多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情感控制，他们在分离- 个体化 过程中，在逐渐远离父母的每一步中，都走得很沉重，内心充满了不安和自责。情感绑架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长、与父母的分离是在残忍地「抛弃」他们。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人在“分离-个体化”的过程必然会体会到愧疚感、焦虑感、难过甚至是愤怒，这些本身是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没有谁和父母在心理上的分离真的容易：人们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消化、代谢这其中产生的情绪（兴奋、难过、愧疚等等），逐渐完成对自我的建立和同父母的分离。

而有的时候，出于父母对于分离的恐惧、哀伤，使得这个“分离-个体化”的过程显得尤为艰难。而在“控制型”教养方式之下，一个哪怕是早已成年的孩子，也会体会到巨大的被吞噬和淹没感： 我永远也无法成为我自己。

- 看似无私的爱，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 -

我们相信大部分父母的初衷，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家长，可遗憾的是，他们只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所以很多父母在想要控制孩子的愿望背后，其实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愿望： 我想成为一个好家长。（I want to do a good job as a parent）

这种爱看起来无私，但其实也许只是出于父母满足自己愿望的目的，来源于自身的局限。例如，我们小时候挑食，妈妈会（表现出）很伤心，因为我的行为让她感到她不是一个好妈妈，她没有尽到“让孩子饮食健康”的责任。我的不听话影响了她成为一个好母亲的目标。

亲子关系天生赋予了家长掌控主动权，但正是家长们「努力让自己成为完美父母」的焦虑感，有时候会跳出来操控教养的方向。

- 总是为我好，我真的好了吗？-

控制型教养方式会在孩子身上产生很大的负性影响：

1 退缩或暴力

严格的要求和过度控制会使孩子产生的负性情绪无处表达，这些积攒的情绪会发泄到自己身上，产生内隐行为问题： 社交退缩、上瘾行为或是羞愧、焦虑的情绪；或者发泄到其他人身上，引发外显行为问题，借由暴力或犯罪行为，在社会上施展，比如攻击别的同学 （很多校园欺凌者的背后都有一个高压控制的家庭）。

2 过度自我批判

控制型的教养方式往往会为孩子定制过高的标准，「望子成龙」给孩子带来的则是巨大的压力。家长们 aim high 的本意是想让孩子「追求卓越」， 但孩子发展的结果却是「避免失败」 。新加坡一项5年的纵向研究表明，从小受控制过度的孩子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批判，也有更高的患焦虑、抑郁的风险。

3 无法对自己负责

父母以爱的名义一味地反对孩子自治，认为自己的要求和指导是为孩子提供经验，让孩子「少走弯路」。但长期在家长的控制下成长的孩子，会很难发展出自治（autonomy）。从小到大一直是遵从父母的要求，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也很难有决断力。

4 个性和自我被扼杀

长期处于高压控制下，强迫而不自由，个体可能会缺乏活力和情感，变成麻木地机械地服从，变成walking dead。

心灵被扼杀是当今最普遍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庭的危机。传统的家庭中否认孩子的感受，尤其是对于愤怒和性的感受。家庭中这些禁忌话题如此之多，以至于成员之间可以交流的东西少之又少，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遵守着「毒性家庭教条」，生怕踩到地雷，引爆战争。

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专制的教养方式在中国看起来很管用。跨文化研究显示：在中国，控制型父母养育的孩子，其在校的学习表现较平均好，也好于西方文化下的孩子。

专制父母也许可以培养出很成功的孩子，但这正是这种教养方式可怕的地方：它「看起来」很「管用」。用 行为主义 训练鸽子的方法养孩子，确实会形成家长期望的行为模式，成为别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但家庭的控制让人们形成了蜷缩的生存姿态，让人在潜意识里相信“父母在掌控我的生活，没有了他们的规则和控制，我将无法活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但强迫永远做不到的是：让人真正地成长，真正快乐地生活，真正认同并爱父母。

“每个年龄阶段的健康人格功能（personality functioning）首先反映了个体识别那些乐意并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合适对象的能力，其次反映了他与这个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相反，许多不正常的人格功能反映了个体识别合适的对象以及与这样的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的不足。这样的不足有多重水平和多种形式，包括焦虑性的依附、超出年龄和条件的过分要求和过分紧张、漠视以及挑衅性的独立。

矛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健康人格时，它并没有文化定势认为的那样独立。个体最重要的能力，是当需求出现时，知道去找值得信赖的人依靠，同时知道值得依赖的人是谁。

为了提供持续的潜在支持（是安全基地的精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必须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铭记于心，许多人类最强烈的情感都是在关系的形成、维持、破裂和重生中显现的。在这些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他们轮流扮演这种角色。这种关系的保持被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而与失去这种关系相关的威胁经常会让个体产生焦虑和愤怒，迷失在悲伤的混乱情感中。”

以上摘自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的《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之前我曾在《父母与儿女的“代沟”如何缩小？》、《父母的功能》文中，阐述过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主动建立起与儿女间的良好的情感上的纽带、沟通关系。

父母要想主动建立起与儿女间的良好的情感上的纽带、沟通关系，光靠看“鸡汤”文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向儿女灌“鸡汤”，如果不是儿女主动谈起，他们是会对父母此类的“唠叨”厌烦的。父母更需要做的是要多看一些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学一些必要的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多走进儿女的情感世界中去，提高自己的情感能力和沟通能力。

看“鸡汤”文（尤其是那些有关“成功”的）看多了，如果没有或者不够辨识力和判断力，则容易对儿女的思想和行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多多指责，反而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父母的情感支持为儿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正如鲍尔比在书中所说的：“多方证据表明，人类，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时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就是最幸福快乐且能够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的人。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

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情感的支持，这种情感支持包括了父母对儿女情感的认知和理解，父母主动建立与儿女情感纽带的关系，主动并积极地与儿女进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约翰·鲍尔比（1907226—199092），英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因对儿童发展的兴趣和就依恋理论作出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是其就个体之间，特别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如何建立、维系、破裂、重建所写的一部小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回答了如何理解以及进入孩子的情感世界，是什么引发了孩子的分离焦虑，丧失事件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我们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中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

本文摘编自该书的《自我依赖及其促进条件》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发布。

对依恋对象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

多方证据表明，人类，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当他们确信在困难来临之时自己身后站着一个或多个可以为自己提供援助、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们就是最幸福快乐且能够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的人。我们信赖的人——被我称为依恋对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基地。

对依恋对象——一个安全的个人基地——的需求，绝不仅限于儿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青少年和已经成熟的成人也有此需求。的确，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需求越往后就越不明显，可能只是在不同性别和生命阶段之间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原因和西方的价值观，成人对安全基地的需求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否认。

浮现在这幅人格功能图像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组。第一组是愿意并能够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个体所需的安全基地的依恋对象的存在或缺席。这构成了外部或环境影响因素。第二组是个体是否有能力识别某个对象何时是值得信赖的和乐意提供安全基地，并采用互惠的方式与这个对象合作。这构成了内部或机体影响因素。

纵观整个人生，这两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在一个方向上，个体拥有的这些经历，尤其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经历，会影响到他是否需要在后期寻找一个自己的安全基地，以及在得到安全基地后个体采用并维持互惠关系的能力。而在相反的方向，个体拥有的期望的特性以及他的能力，将决定他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这些人怎样对待他。正是基于这些互动，无论个体最初建立的是何种类型的依恋，这种依恋都会持续。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在儿童期的家庭关系对其人格发展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

每个年龄阶段的健康人格功能（personality functioning）首先反映了个体识别那些乐意并能够提供安全基地的合适对象的能力，其次反映了他与这个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相反，许多不正常的人格功能反映了个体识别合适的对象以及与这样的对象以互惠的方式合作的能力的不足。这样的不足有多重水平和多种形式，包括焦虑性的依附、超出年龄和条件的过分要求和过分紧张、漠视以及挑衅性的独立。

矛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健康人格时，它并没有文化定势认为的那样独立。个体最重要的能力，是当需求出现时，知道去找值得信赖的人依靠，同时知道值得依赖的人是谁。

为了提供持续的潜在支持（是安全基地的精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必须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铭记于心，许多人类最强烈的情感都是在关系的形成、维持、破裂和重生中显现的。在这些关系中，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他们轮流扮演这种角色。这种关系的保持被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而与失去这种关系相关的威胁经常会让个体产生焦虑和愤怒，迷失在悲伤的混乱情感中。

有力的家庭支持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许多临床学家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 拥有健康功能和健康人格的个体。那些个体，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不仅不会表现出人格障碍常见的征兆，而且都十分自我依赖，在人际和工作关系中很成功。 尽管迄今发表的所有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但这些发现依旧是有价值的。首先，适应良好的个体能够顺利地在主动性和自我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当需要出现时，他们有寻求帮助和使用帮助的能力。其次，对他们的测验表明，他们在成长中与父母联系密切。这些父母似乎一直都会给他们支持和鼓励。最后，尽管考证并不充分，但是家庭本身，一直都是稳定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在家庭中，正在成长的儿童欢迎并能够容纳其他成人和同伴。

到现在为止，所有研究都描绘了同样的画面， 即稳定的家庭基础。个体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围绕着这个安全基地做一系列探索活动。家庭鼓励个体的自主性，而非强迫个体去做某事。个体每一步都走得井井有条。也许家庭的纽带会被调整，但决不会断裂。

格林克（Grinker，1962）报告了一项针对年轻大学生的研究。在老师眼中，这些大学生心理十分健康，并且像年轻的领导者和社区工作者那样给人以希望。

在格林克采访的65名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表现出神经症人格。大多数人都是正直的年轻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诚实而准确，拥有“和家庭成员、朋友、老师及访谈者建立紧密、深层人际关系的能力”。他们会在适合的时候体验到焦虑和痛苦，但并不严重，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关于家庭生活经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健在的。 快乐祥和是他们的家庭的典型氛围。在他们的家庭中，父母分担责任、共享爱好，他们将此定性为爱与给予。他们认为，在儿童时期，母亲超越了所有其他能带来安全感的事物。同时，他们对父亲有着强烈的认同。 为支持这些结论，格林克还给出了更多的证据。

一项针对34名（从10岁到17岁）不同性格的青少年的发展性研究（Peck & Havighurst，1960）以及一项针对成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学生的研究（Murphey et al，1963），都得到了类似格林克得到的结果。 研究表明，自我依赖以及依赖他人的能力都是能为孩子提供有力支持的家庭产物。在这些家庭中，孩子的个人抱负、责任感以及应对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尊重。有力的家庭支持似乎可以促进孩子受损的自我依赖的发展。 最近一项针对73名青少年男孩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Offer，1969）。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

环境的熟悉—陌生参数在动物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才得到了充分认同，远远滞后于教学临床理论的构建。在许多物种中，个体熟悉的环境会被个体认为是安全的。个体对陌生性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害怕，想要回避；另一方面，个体会感到好奇，想要探索。哪种反应会成为主导反应，取决于多重因素：环境是否陌生，同伴是否在场，个体的反应是否成熟，个体是否精力充沛，个体是否健康。

为何个体对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的行为有如此大的影响，稍后我会对此进行讨论。

假如我们无法理解环境的熟悉或陌生程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无法理解促使孩子依恋母亲的条件。母亲喂养是最重要的变量，这一观点是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以及理论学习家提出的最合理的观点。尽管这个理论——第二驱力理论——从来没有得到系统性的论证，但它立刻被广泛地接受了，并且还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另外两种支持者甚多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早年经历对后期发展的特殊重要性。第二种观点是一旦孩子可以自己进食，他就没有更多理由去寻求母亲的帮助，他应该从这种“依赖”中成长起来。

食物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只起了边缘作用，依恋行为在生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表现得最为强烈，依恋行为具有保护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出，发生在婴儿期、儿童期以及青春期的非自愿性分离与丧失具有潜在的创伤性。同时， 强度适当的依恋行为倾向是一种健康而非幼稚的特质。

孩子之所以会对母亲产生依恋，是因为对母亲的依恋是他心理满足的来源。从这一传统假设中，我们分离出了“依赖”和“独立”的概念。根据第二驱力理论，一旦孩子可以自力更生，他就应该变得独立。因此，从今以后，依赖的表现就会被视为退行性的表现。因此，任何对依恋对象的强烈欲望都会再次被认为是在表达“幼稚的需求”，是“婴儿”的一部分，应该被丢弃。

由于使用“依赖”和“独立”等术语来说明某种理论遭到了严重反对，因此它们被“信任”“依恋”和“自我依赖”所取代。首先，依赖和独立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然而，正如之前所强调的，对他人的依赖和自我依赖不仅是和谐的，而且是彼此互补的。其次，把某人描述为“具有依赖性的”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蔑的意味，而把某人描述为“依靠他人”则没有。最后，依恋的概念总是带有依恋于一个（或多个）特别喜爱的人的意味，依赖则不然，它带有更多的匿名倾向。

在过去的25年中，大量家庭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模型的选择主要是由个体儿童期的真实经历决定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领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个特殊的临床研究问题是：心理失常的个体似乎维持着不止一个关于世界和自我的工作模型。这些模型常常是互不相容的。

分离焦虑问题

罗伯逊等人在过去的20年中，对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环境，并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时的表现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临床理论。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经历对孩子来说是悲伤的？为什么在那之后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忧虑，唯恐它再次发生？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有成人陪伴时，孩子的恐惧会比独处时少很多。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孩子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想让它们和大多理论的起始假设保持一致，却并非易事。弗洛伊德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承认自己也很困惑。为此，他曾尝试对真实的危险和未知的危险进行区分。他在《压抑，症状和焦虑》一书中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真实的恐惧来自外在客体的威胁”，因此无论已知的危险发生在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现实焦虑；无论未知的危险发生于何时，它都被认为是神经症性焦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孤单、黑暗或者陌生人的恐惧都属于未知的恐惧，因此它们都是神经症性的。另外，因为所有的儿童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惧，所以所有的儿童都曾经遭受过神经症性的痛苦。

人类绝不是唯一一个在不存在痛苦和危险的情境中表现出恐惧的物种。很多动物在应对噪声、突然发生变化的刺激物、黑暗、陌生人和陌生的事件时，都会表现出恐惧。视觉悬崖和突然扩大的刺激物通常也会引发许多动物的恐惧。

当提及为什么这些情境能如此轻易地引发这些动物的恐惧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这些情境中实际的危险并不存在，却不无潜在的危险。换句话说，这些情境可能不具备高度的危险性，却会增加危险发生的概率（可能只是从1%到5%）。

这样看来，那些引发恐惧的情境可以被视为寻找危险风险的天然线索。因此，我们用带着恐惧的方式去应对这些情境，就降低了发生实际危险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因为这样的行为有助于生存这个价值，所以基因在配备和构建上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以使物种能以这样的典型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行为。人类当然也不例外。

这就引出了一个因果关系和生物功能之间的差异，即引起行为的条件和有利于物种生存的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在生态学家眼中是常识，但是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或临床心理学家来说，却是困惑和混乱的来源。就此而论，陌生性和其他的自然线索是因，恐惧行为是果。恐惧行为的功能是保护物种生存。

非人类物种可能对行为的功能缺乏洞察力。大多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不必对人类在特定情境下会习惯性地产生恐惧反应感到惊讶，尽管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在这样的情境中，威胁生命的风险并不大。人类最初只是简单针对情境——噪声或光线的突然变化、陌生的面孔或陌生的事件、突然的移动——而不是风险做出反应。在此之后，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行冷静的风险评估。

儿童不愿与父母分离，成人不愿离开信任的同伴，这些可以被视为相似的情境。即使是在文明的社区中，也有很多危险因素存在，个体遭遇危险的概率在孤身一人时比同伴在旁时大很多。这在我们的童年尤其明显。例如，孩子独自在家时发生事故的风险明显要比母亲或父亲在场时更高。在街上发生事故的风险亦是如此。对于老人或生病的人来说，独自一人会大大增加生命危险。甚至对一个完全健康的成年男性来说，独自一人徒步或爬山，也会极大地增加生命危险。在人类所处的环境中，独自一人遭遇危险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就此而论，因为独自一人会增加遭遇危险的风险，所以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去进化出让他能避免风险的行为系统。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因失去同伴而产生恐惧反应不比针对任何有潜在危险的自然线索做出恐惧反应更难理解。无论针对何种情境做出恐惧反应，都具有生存价值。

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恐惧反应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度会随着情境中危险因素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在一个情境中，陌生人突然接近，大狗突然狂叫，噪声突然响起，这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反应。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 Holmes，1935）对引起恐惧的情境进行了长达21天的观察。他们发现，如下因素经常一同出现：噪声、陌生人、陌生情境、黑暗、突然或意料之外的移动以及独自一人。只存在一种因素的情境可能只会唤起或多或少的警觉。当几个因素一起出现时，恐惧才有可能被唤起。

对多种因素的反应通常要比对一种因素的反应更加强烈。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多种因素并存的情境视为“合成情境”（Bowlby，1973）。

针对人类儿童和恒河猴的研究（Rowell & Hinde，1963）均表明，二者在同伴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境下所表现出的恐惧反应非常不同。例如，杰西尔德和霍姆斯（Jersild &Holmes，1935）发现，尽管有实验者的鼓励，当三岁和五岁的孩子被要求独自一人到黑暗的通道中去寻找一个球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还是会拒绝。但是，在有实验者陪伴的情况下，大部分孩子还是愿意的。类似的差异可以在许多其他引发轻度恐惧的情境中看到，例如一个孩子被要求在引导之下去接近和轻拍一只大狗。

这样的发现与我们的日常经历太过相似，以致对其进行详细分析的行为显得很荒谬。但是，很显然，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构建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理论时，这些现象的重要性遭到了严重低估。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身处不熟悉的情境，一个信任的伙伴足以让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大大降低。

这些发现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的可接近程度和回应意愿能给婴儿、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基地，使其可以安心地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此外，这些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自青春期起，人们所信任的其他对象也可以为他们提供类似的“服务”。

这为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强烈且持续的支持以及对其自主性的鼓励和尊重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最佳的成长环境。 它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分离或丧失的经历或威胁——尤其当父母用它来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时——会降低孩子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任，使其偏离健康发展的方向，缺乏自信，罹患慢性焦虑或抑郁，变得冷酷无情或狂妄自大。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建立在良好基础之上的自我依赖通常是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缓慢成长过程的产物。在这个成长过程之中，我们通过与值得信任和给予自己鼓励的人进行互动，学会了如何既相信自己，又相信他人。

这个涉及到教育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两门课程，单单的以教育心理学的看法对于幼儿行为问题不能完全的解释以及与成人行为心理学相关论述及论证。

目前常用于解释幼儿行为问题大多涉及到几点：1、遗传心理学，2、行为心理学，3、教育心理学来进行幼儿行为与父母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以及论证。

具体的，需要大量专业书籍里的论点以及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详细的研讨论证并进行实际的有关实验才能得出相应的答案。

如果光写论文的话，一般以幼儿行为与父母行为对照实验以及行为环境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论证。

手打字打的好累，希望能够帮到您！！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该理论将人的全部精神活动比喻成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浮在水下面的部分被称为无意识，占到了总体的百分之九十九，浮在水上面的部分被称为意识，仅占到总体的百分之十左右。

于是相对应的，近年来心理学家也很喜欢将人的 情感 模式比喻成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

那么对于孩子的教养来说，父母要做的就是帮他构建冰山下面的那一块，因为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冰山下面的那一块很难改变，而对于一个童年时期的孩子而言，培养或塑造他们的底层情绪逻辑，使得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成长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学界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期习得的情绪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就拿自卑这件事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他总是会在不同场合莫名其妙的感到自卑，这可能就与他童年时期遭受的经历有关。

在心理学名著《温暖的孩子》一书中作者认为，个体在童年时期被父母或其他大人这样对待，可能会在潜意识里留下更多自卑：1、语言上的贬低；2、 情感 上的忽视，甚至漠视；3、行为上的体罚。这三种经历分别来自语言上、 情感 上、行为上，会给一个人埋下一颗自卑的种子。

说到这里，不得不附上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 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阿德勒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童年时期的经验，大都会汇集到冰山下面，成为一个人情绪人格的一部分，在日后的感受和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

谈到被爱的孩子更独立，我们就必须说到一个心理学名词——依恋。

心理学家MaryAinsworth将依恋类型分为三种，分别是：安全型依恋、焦虑-回避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在母亲在场的时候，他可以去 探索 游戏 ，自己去玩，他不会担心母亲离开；焦虑-回避型依恋的孩子在母亲在场的时候，他会去玩 游戏 ，对于母亲离不离开，他都感觉无所谓；焦虑-反抗型依恋的孩子会守在母亲旁边，不敢去玩 游戏 ，因为他怕母亲会抛下自己离开。

为什么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会出现这样的类型呢，就是因为这三种孩子的安全感建立的有所差别，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比如一岁之前，孩子没有从母亲那里体验到足够的安全感，那么在他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就不敢轻易离开母亲，去 探索 世界，因此会发展出不 健康 的依恋类型，如焦虑-回避型依恋。

当然如果在生命的早期，完全没有体验到来自母亲的安全感，孩子就会变得 情感 淡漠，发展出焦虑-回避型依恋，即完全不对人产生依恋，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很难与人亲密，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

所以心理学家认为只有在生命的早期被充分给予爱的孩子才会发展出更加 健康 的依恋，长大后也会更加独立，也会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关系世界。

最新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家庭温暖对孩子的脑部发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研究脑神经的科学家专门对受虐孩子，即，经常被父母或其他人打骂，遭受语言和肢体上伤害的孩子做过脑部扫描，发现他们的脑部发育跟正常情况下的孩子有很大差别。

在这种荷尔蒙的刺激下，他们管理注意力和学习技能的脑部区域受到创伤，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学习新的技能，由此看来，在孩子身心发育的关键期，给孩子情绪上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心理学家还发现，不要说使孩子受虐，即使 让孩子经常目睹家里人争吵或者动手打架，也会给孩子的脑部发育造成与上述后果一样的创伤形态。

童年的经历构建一个人的情绪人格，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或许改变我们自身的情绪人格比较困难，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但是如果你要为人父母，或者已经在为人父母的路上，看了今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