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中唯独以情感为主要创作元素的作品是什么

《映日》中线条强劲并以浓重的墨色与红花相映衬，表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蕴。

   《映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应该是对荷花最贴切的写照吧。这幅潘天寿作品《映日》以浓重的墨色与红花相衬就更能体现出这句诗的意韵了。通常，荷花给人以一种谦谦君子的感觉，而这幅《映日》所具有的更是一种力度的美。这幅画一改普遍的构图，将荷花置于左上方边缘部分，虽然占的位置不大，但墨色浓重，线条强劲，与画幅右下方水墨淋漓的大片荷叶形成构图上的平衡。与之相对应的，右下角一小块赭黄的地面与红荷也构成斜对角线的构图，产生向画外展开的张力。纵观全图，一种空旷、自由的感觉油然而生，使人为之一震，惊叹于那朵出水芙蓉所特有的含蓄的美与世无争或者是别一种更高的境界。潘天寿常用映日荷花来表现他对西湖的热爱，寄托对家乡风土的浓厚感情。无论是笔画的还是指画的荷花，都已成为有目共赏的珍品。

1、以形写神，以神写意。

从古到今，中国的绘画一直围绕着一个形的问题在作文章。在绘画的初萌阶段，由于造型能力差，那时的形是简单而幼稚的，是似是而非的，也可以说是“以意表形”。随着绘画经验的不断积累，写形的功能大大提高，进入了“以形写形”的阶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画家们并不以形似为满足，逐渐认识到了“神似”的重要性。即在造型上表现对象的内在本质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才算真正达到绘画的目的。

最先提出“以形写神”理论的是人物画家顾恺之。后来引伸到中国写意画领域，逐渐比为“以神写意”的意象造型观念。是中国的写意画摆脱了自然形的限制，而追求以笔墨为载体的情感宣泻。由于开拓了表现上的自由空间，画家笔下的形象既跳出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再现的制约，又由于形的限制而避免了过于的随意性。使作品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有形的观念，又有自我情感的表露，达到极完善的幻化境界。但由于画家对自然物象的感悟千差万别，审美情趣各有所好，因此中国写意画家笔下对形与神的概念便有了不同的侧重。偏重工细一路的借形以抒发自我性灵的审美需求，既强调客观物象的真实性，又具主观的表现意识，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并重的目的，如注重写实的工兼写即属此类。

小写意画家则既注重形的制约，又注重自然精神与自我心境，情感的结合，达到一种意蕴平和、雅俗共赏的境界。大写意画家强调自我情感的宣泻，自然物象中的形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载体，可以不完全依附于客观物象的独立美感。在画家笔下自然物象的某些细节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意象造性，以神写意的表现力达到了最高境界。

关于形神论的观点，历代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北宋苏轼提出“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不免过于偏颇，但观点是明确的。元代倪云林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则是文人画家的一种偏激言词。二者都没有把形神的关系界定清楚。对中国写意画的形神问题阐述的最精僻的莫过于齐白石，他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妙在于似与不似之间”。似与不似之间就有了一定的空间，画家在作画过程中，积极地去作物象的内在本质即神韵的追求，为了达到目的，就要对物象的特征加以强调、夸张，对形进行必要的概括、取舍、归纳。这个过程叫做“遗貌取神”，这种造型观念叫做“意象造型”。

2、骨法用笔、以书入画。

“骨法用笔”是谢赫六法中第二位，它用“气韵生动”是六法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骨法”是指客观物象的形神结构，“用笔”则是用笔方法，用笔技巧和艺术表现。唐代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提出“骨气形似皆本立意而归乎用笔”。说明“骨气用笔”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但要表现客观对象的基本结构、神韵，还要表达画家的主观感情和艺术创造。在写意画中，笔墨还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用笔方法所产生的形式美，也表现为笔墨情趣。

黄宾虹先生根据中国画的审美要求，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创作经验，把用笔归结为平、圆、留、重、变五法，他说：“用笔须平，如锥划沙；用笔须圆，如折钗股，如金之柔；用笔须留，如屋漏痕；用笔须重，如高山堕石。”以上是用笔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至于具体操作中如何灵活掌握，还要懂得一个“变”字，要留有余地，要掌握好分寸，过分了同样也是弊病。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先生追求线条的凝重深厚，注重留的作用，因此行笔相对较慢，但也并不是处处都慢，该快时还是要快的。有的画家追求线的流畅，行笔速度相对较快，有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之感。至于怎样才好，这与每个人的实践经验、审美情趣有关，不可强求一律。至于用笔中的苍、老、活、松、涩、劲、毛、挺、圆、厚的艺术效果，一个“变”字都能概括，靠在实践中去体会去灵活掌握。

总之，中国写意画的用笔贵在力的表现，所谓“力透纸背”、“力能扛鼎”之说，而绝不能是蛮力。试向齐白石先生九十多岁了，手已无缚鸡之力，但作画仍能力贯毫端。这是因为老人凭多年的功力，即使用很小的力气，用到笔尖上已绰绰有余。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力气再大也是徒劳的。

中国写意画的用笔来源于书法，在唐代就形成了书画同源的观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元代以后，中国的文人画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国写意画家更注重以书入画。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书法根基作为画法用笔的基础，中国写意画就很难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清赵之谦以魏碑笔法入画，吴昌硕以石鼓文笔法入画，这是画坛上尽人皆知的典型范例。

中国写意画以书入画，不仅对于作品本身笔精墨妙的形式具有关键作用，而且可使笔法作为独立于物象之外的因素更增加其审美价值。以书入画，画家在运笔过程中的下意识表现，可直接倾注作者的思想感情，拓宽了表现的领域，提升了画面基础元素的质量，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3、追求意境、缘物寄情。

中国的写意画，自元代尚意以来，由于文人的介入，一直把追求意境美放在首位，画家的文学修养直接反映到作品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仅成为中国写意画雅俗，优劣和文野之分，而且成为衡量画家艺术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准。

意境的创作，不但有赖于画家对客观物象的深入研究，而且有赖于画家主体情思的积极活动。这与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一致的。触景生情须外师造化，在画家审美心理因素的驱动下，发挥“中得心源”的创作过程，达到抒情达意的目的。作为内因的学识修养，首先在人品，中国自古就有知人论画的传统，所谓“人品不高，落笔无法”，“人品即画品”，画家的人格修养、情操品位是内因的主导，意境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品人品高低的真实写照。王冕画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借梅之高洁标谤自身之品格修养。郑板桥画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齐白石的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没有画青蛙，只画了几只蝌蚪，但十里蛙声如在耳边响起。这些作品如果舍弃了诗化的意境，格调的高雅便不复存在了。

历代优秀的中国写意画家，尽管风格面貌各不相同，成就的取得无不立足于作品格调的高雅，而作品格调的追求，又是以意境为第一要素的。八大山人创造的寂寞荒寒的空间意境和孤独冷僻的艺术造型，与他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成为表达内心情感的语言。徐渭笔墨姿肆的大写意，是他怀才不遇、英雄无路心境的宣泻。在这些画家笔下，物象、笔墨都成为表达情感的借助物，“缘物寄情”、“托物言志”，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中国写意画追求画外的意境创造，以诗入画的特色，正是其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取得了其他画种难以企及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也是中国写意画经久不衰的精神之所在，也正是写意画最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美学偏重表现的特点。因此，中国写意画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具有了熠熠生辉的地位。

潘天寿最有名的画《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

潘天寿(1897~1971）早年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者。浙江宁海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教授。1928年到国立艺术院任国画主任教授。1945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

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勾石方长起菱角;墨韵浓、重、焦、淡相渗叠，线条中显出用笔凝炼和沉健。

他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引人入胜。

画是一种在二维的平面上以手工方式临摹自然的艺术，在中世纪的欧洲，常把绘画称作“猴子的艺术”，因为如同猴子喜欢模仿人类活动一样，绘画也是模仿场景。

画，是人们生活中创造的结晶。画的起源久远，有着丰富的意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中国古代，诗与画分不开。画的作品也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画中常常包含着艺术家强烈的思想感情，因此艺术也常常孕育在画中。

李杜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赏析

　　第一、二句诗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诗歌语言浅近，直抒胸臆，作者以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为例，评价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成就。接着笔锋一转，发表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卓越见解：随着时代发展，诗歌创作也要推陈出新，不能停滞不前。每个朝代都会有新人涌现，发展、创作是作者论诗的核心与灵魂。

　　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