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成语》解密准备出家的国学大师梁漱溟是如何玩转闪婚的？

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方法可以互相了解。电视约会节目和网上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再说，逢年过节，适婚男女都忙。这是普通人的通病。那么，中国研究学者梁漱溟是如何相亲的呢？

梁漱溟生于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他和开国领袖毛泽东同龄。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生”。

梁漱溟起初无意成家，因为他想出家，崇拜佛教诞生的真理，斋戒，学佛，近三十年没有结婚生子，所以一不留神就成了“剩男”。

民国十年后，也就是1921年，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演讲，他开始思考一切，想结婚生子。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和尚，但是我的爱好和佛教有关。最终，他的肉体欲望战胜了他的精神信仰，但他的世俗欲望，人性，是可以理解的。

朋友们知道梁漱溟的心愿后，都开始帮忙撮合他。梁漱溟的朋友吴永波问他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梁漱溟的回答很简单，但没有女人的简单。梁漱溟说，年龄、外貌、家庭都不可忽视，但一定要大方、善良。

但是，包容和缺乏超级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只有超级共同利益，缺乏勇气，那就做不了他老婆。所以，一句话，他要找的是博大，粗鄙，勇气。天啊，这是找老尼姑，还是找老尼姑的标准？

梁漱溟终于知道，这样的人很难找，不然还真得找尼姑了。所以我补充说，如果我有和自己要求差不多的天赋，不认识字也没关系。吴永波哭丧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他问梁漱溟，他真的可以这么彻底简单吗？如果这是真的，目前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吴永波夫人的妹妹黄。后来梁漱溟改名为黄景贤。

黄家是北平汉军旗人，祖籍武陟。黄景贤的父亲、大哥、三哥都已过世，民国逐渐拒绝交国旗，家庭状况十分凄惨。黄景贤没上过学，只是大致了解了一下。那时候，她28岁。她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剩女”和“单身贵族”。

但梁漱溟不喜欢这些条幅，立即对吴永波介绍的女子表示怀疑。吴永波说黄景贤没有当旗手的习惯。他们经常见面。这时，梁漱溟提出先见面，先和朋友好好相处，再谈婚事。吴永波对梁漱溟很固执，但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先见面。梁漱溟的心真大。

最后，在吴永波的安排下，梁漱溟见到了黄景贤。梁漱溟看她穿得挺土里土气的，一副大男人的样子。她看起来比姐姐还老，没有让男人心动的地方。但是见面太匆忙，梁漱溟答应了，订婚了。

梁漱溟的决定震惊了很多亲友。不过梁漱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也是头脑发热才决定的。首先，他不会自己窝边草，也不会从认识的女人中选择，所以只能让别人关注他。然而，虽然亲戚很多，但都是血缘关系，没有一个老师或朋友彼此准确认识。所以老师朋友的话更值得考虑。

其次，吴永波的话是可信的，真实的。即使吴永波的眼光有一大半是可靠的，这个女人也有优点。同时，梁漱溟认为，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会同意儿子的意见。

终于，那天见面的时候，吴永波提前宣布，我们是见面讨论订婚的事情。现在女人抹掉了这张脸，如果不结婚，就会对这个女人产生负罪感。所以我决定现在订婚。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真的很傻很天真。

那年11月13日，他们结婚了。当时女方28，梁漱溟28。婚后，梁漱溟改名黄景贤，希望她懂事。渐渐地，梁漱溟也发现他的新婚妻子不符合他的要求。

她和小姑子、小姨或者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有点小家子气，经常为小事生气。梁漱溟天生喜欢读书，而黄景贤很多字都不会读，一句话都不会说。他们经常说话不像对方，话太多。所以梁漱溟对黄景贤的感情是跌宕起伏的。

刚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感情都很强烈，有很多共同的家事。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惹梁漱溟生气。另一方面，黄景贤常常讨厌梁漱溟的反复无常，遇到什么事都食言，拿定主意。梁漱溟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黄景贤与之大相径庭。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讨好人，也不会贪慕虚荣。梁漱溟以这两点为耻。梁漱溟经常受到亲朋好友的称赞和尊敬，甚至从未谋面的人也称赞他。但黄景贤并没有把他当回事，甚至觉得他自告奋勇夸大飘渺，不太踏实老实，内心也一样脆弱。

黄景贤经常批评梁漱溟的缺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梁漱溟说话太狂妄，太自以为是，太自信。当然，这是自古以来学者的通病，但黄景贤对此极为不满。她觉得你梁漱溟没有骄傲的理由，说明你梁漱溟德行不行。

其次，梁漱溟对别人并不忠诚，但总的来说他似乎是忠诚的。

还有一点就是梁漱溟从来不认错，撞南墙也不回头。他太固执，听不进去。

梁漱溟是在结婚的最后两年才逐渐发现自己的善良，但为时已晚。

1935年，黄景贤难产去世，时年42岁。梁漱溟认为妻子的死不能怪他。1930年冬至1931年春，黄景贤接连生下两个孩子，身体十分虚弱。他曾经说过不会再生了，梁漱溟当时也同意了。所以三年多没怀孕，只是后来不小心。

梁漱溟开玩笑说：“我们有两个儿子，已经很满足了，但我更希望老了还有个小女儿伺候我。”于是黄景贤再次怀孕，可惜难产。这一次，她死于前置胎盘。梁漱溟对此很后悔，表示不会续婚，以示对亡妻的忠诚。

但是，忠诚还是要证明的，传承还是要嫁人的。梁漱溟后来娶了一位名叫陈淑芬的妻子。这是好事。梁漱溟无意成家出家。他不仅娶了媳妇，还说原配后不再婚，另娶一个。我们对此事无可奉告，这是私事。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铭记的是梁漱溟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八现代儒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中西之“沟通调和”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明确提出要对西方的科学民主“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用中国人生哲学去“融取”西方的科学民主。几年以后，他对自己的主张作了反省，“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但是，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他实际一直在试图融合西方文化以改造儒学哲学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从事的主要社会活动。乡村建设是三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改造运动，涌现了许多实验模式，梁漱溟从事的乡建实验是最能体现儒家理想的现代化模式。梁漱溟后来把他的乡建宗旨概括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以及实施的计划都表明他早年提倡的融取科学和民主偏重于政治方面，而融取科学则主要表现为引进西方技术。乡建试图从农村入手，培养中国人具有新的政治习惯，使中国社会“进于组织的社会”。在经济上是实现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政治上实现“民治化”。民治化包括“个人自由权的尊重、公民权的普遍”。他认为，西方由其分配的非社会化使阶级的对垒阻碍了公民权的普及，而在中国若能兼有生产分配的社会化则真正的民治化必能实现。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讨论社会组织之原理时，梁漱溟提出了“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的设想。这种调和产生的模式就是以中国传统中的“五伦”为基础再加上“一伦”：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这个组织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他把西方近代社会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把苏俄、法西斯德国称为“社会本位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则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三者都各有偏失。梁漱溟试图以中国的伦理本位原则为基础，吸收前二者的长处，克服其弊端，于是可以使团体与分子间实现均衡匀称。他明确指出他要实现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政治、走尊贤尚智的路。他要用中国人“人生向上”的精神校正中国已往政教合一的偏失，使人治政治可以不窒碍公民的主动性，所以虽不依凭多数表决却不违背多数人的利益。他试图把权利观念改为义务观念，由彼方实行义务保证此方的权利。这样，他的设计就可以吸收西方政治的四个长处：团体组织、分子对团体生活作有力的参与、尊重个人、财产的社会化。有了这四个长处就可以矫正中国人已往的散漫被动，就可以增进个人的地位、完成人格、增进社会关系。这种组织形式才是人类正常的文明形态，代表着世界文化的方向。

梁漱溟实施这一融合中西的设计的手段就是他在山东推行的“乡农学校”计划。乡农学校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实际是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明显地表现为儒家的教化政治。在乡农学校的实施中，他参照了宋儒吕大钧的乡约。

梁漱溟在疏解和改造中国传统儒家学说过程中也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学术讨论的问题和概念，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和柏格森的生命主义。梁漱溟早年集中讨论中西方在“人心”问题上的区别。他认为西方理智主义的文化所依为基础的是人的“工具之心”，由工具之心成就的理智之知是冷静、僵硬的，不能使人直接发为行动。孔子一派讨论的心是“主宰之心”。主宰之心是直觉，它当下即给人指示方向，发为行动。他借用比较心理学的材料论证人的主宰之心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他认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分工和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由分工得到工具，工具是被用的，运用它的是统一作用。统一是宰制、主动、自动，起宰制作用的就是心。梁漱溟在对“心”的研究过程中激烈地批评了以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他的批评是要使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与现代的心理学有一个沟通。他主张要为儒家的学说建立一个心理学的基础。他认为西方心理学所用的客观主义方法只能研究人的“生理上的机械”而不是在研究心。心理学应该研究“能知”而非“所知”。在对气质的讨论中，梁漱溟融合了西方心理学和程朱一派的气质说以说明“人心”彰显的情况。

柏格森的哲学对梁漱溟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直觉主义曾被梁漱溟用来概括儒家人生哲学的特征和人心作用的过程，并批判西方的理智主义。生命创化论影响到了梁漱溟对比较心理学的评价。梁漱溟吸收了柏格森思想对孟子“践形尽性”作了解释。梁漱溟早年极力否认理智有积极作用，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论使他对理智有了肯定的评价，开始强调理智对人心的解放作用，认为理智给了人以“无私的感情”，同时认为人的主体性内涵应有两个方面：道德的和认知的。柏格森关于生命和机械的讨论使梁漱溟注意到良知的自觉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在晚年，他构造了身心关系论，由潜能和现实两方面去讨论人的自觉心。柏格森关于生命本体创造进化的讨论也被梁漱溟用来解说人心的主动自由与无私的感情。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他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