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还在读巴金的《随想录》,感慨字里行间透露的一个“真”字,时时被文字中的真诚和温暖深深感动。然而没想到这是老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位备受尊敬爱戴的文学巨匠于二00五年十月十七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因为我很喜欢巴金老人的文学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鸟的天堂》等许多作品我都读过。老人一生笔耕不辍,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他对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无论在文革中受到多大的冲击和委屈,无论一生境遇起伏跌宕,他对文学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的小说流露出无限的真情,始终充满着浓烈的忧患意识,文字朴实真挚,描写细腻入神,自然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而在巴金老人的散文中,有阳光,有爱心,总是留给读者对生活、对人生长长的思索。
最令我敬佩的是巴金老人的人品,他胸无城府、朴实无华,心灵如蓝天一般透明,在今天这个功利浮躁的年代里,这种说真话、做真人的做人品质实在是难能可贵。老人一生重亲情、友情和爱情。他和两个哥哥的浓浓情谊,与萧珊的爱情忠贞不渝,此外他十分看重友情,和曹禺、冰心产生的挚深友情,以致有人说他是“靠友情活着”。
巴金老人曾说:不要把我当成杰出人物,我只是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在步入晚年后,他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民温暖的脚印里。多么美丽的境界,只有爱心,只有宁静。多么可贵的品质,拥有一颗真诚质朴的心灵。我们就该象巴金老人这样活着,把更多的爱给予他人,把宝贵的生命和情谊看得很重,而将金钱和权利看得淡一些,再淡一些。
席慕荣说过:在功名和兴衰之外,有一种东西是比较长远和更重要的,是值得珍惜与宝藏的,是可以相信并且希望它永远不会消失的,这种东西就是心灵。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会活得更真实,自然和美好。巴金老人曾经写给冰心一句话:有你在,灯亮着,虽然他离开了,但他那颗真诚的心灵如同一盏温暖的明灯,会照进每一个读者的内心,他的爱也会点亮更多的生命和他一样热爱生活,像他那样真诚做人。
有的人走了,带着遗憾和内心的惭愧;有的人走了,带着迷惘和未知答案的问题;有的人走了,带着一半的清醒和一半的醉。巴金的一生,有人说留下了等身之著和不朽的文学丰碑,有人说留下了一个人用生命观望中国一个世纪的沧桑感悟,有人说留下的是谎言中的真实,也有人说留下了一部灵魂在苦难和自由中的挣扎史。
苦难是自由的伙伴,迷途中的人生一旦觉醒,精神上因为自责而陷入一场因为清醒而出现的苦难,最终转换成巴金重新追求精神自由的力量源泉。自由如此重要,晚年的巴金已经不屑于文字辞藻的华美精致,他只“讲真话”。时间一定会洗去《随想录》的平凡外衣,巴金的一生,在《随想录》中凝固,更在《随想录》中升华。
当巴老在50年后重返巴黎,他能够深刻的感悟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人类思想启蒙巨匠的自由灵魂,他更重新拾取年轻时在巴黎创作《灭亡》精神状态,50年前后的精神苦难来自不同的思想动因,但是又具有完全一样的人生意义,苦难让人清醒,苦难让人们出发,去寻找灵魂的自由。写作再次成为巴金的灵魂自由的羽翼,而《随想录》的平凡叙述中,又贯串了多么深沉的激愤和痛苦!
《随想录》并不仅仅是一个真诚的老人在晚年的道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巨人最后的艺术辉煌,更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的简单总结,《随想录》本质上成为描述苦难和灵魂自由的一个死结,成为整个世纪中国的悲剧的最低音。
巴金与郭沫若、矛盾、费孝通、梁漱溟等学者达人们一样,在拨乱反正之前的20年,出现一段学术深研和创作思考生命的空白,灵魂遭遇桎梏,自由意识被一个巨大的催眠机器封死在真空,人的尊严、原则、道德成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的虚假道具,越是君子越做小人,巴金也不例外的陷入梦幻模糊中的道德扭曲。每思及此,一个苏醒后重温噩梦的老人,苦难和屈辱死死缠绕他的整个晚年生活。
要自由,只有直面苦难。沈从文可以说自己一生带着清白无怨无悔的离开,巴金却说着自己过去的丑陋一面,说着回忆自己噩梦的“真话”,《随想录》回旋着“我不丑陋谁丑陋”、“我不忏悔谁才忏悔”的主旋律,巴老在解剖自我的苦行中,得到了解剖全民族灵魂的丰硕回报。文革博物馆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刀,部分的割去民族血液中不光彩的过去,在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争取灵魂自由的一扇门。
对巴金而言,《随想录》不仅仅见证他的真诚,也不仅仅见证一个灵魂对自由的追求,更大的意义在于,《随想录》客观的见证了一段全民族灵魂失主的混沌和噩梦,他只是希望尽量的提醒大家,不要让噩梦重演。
晚年的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的愿望。一个敢于直接面对精神的苦难,敢于鲜血淋漓的解剖自我,把丑陋和赤裸身躯展示给读者的老人,他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生死、面对人生最后岁月的痛苦吗?对巴老而言,更大的生的痛苦源于精神不得自由,在《随想录》之后,更多人生意义、社会意义的难题困扰着一颗睿智通达的大脑,也许巴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呼吸对他的唯一意义,就是获得感受苦难的权利。苦难不是巴金的敌人,但是通过感受苦难,他的灵魂如何解脱?我想,死亡是一个最冰冷的答案,一个最真切的答案。
曹禺的《雷雨》最喜欢的“周冲”:周冲是一个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他富于幻想、生性浪漫。但他没有韧性,对封建制度的顽固性认识不足,这注定了他悲剧命运。周冲和四凤是整出戏中最让人不忍心的受害者,他们两个同样的单纯、清澈,对甜蜜的爱情那么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他们明亮的眼睛无法看到掩藏在黑幕下的波涛汹涌,一心只勾勒着幸福的轮廓,当他们的幼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冲击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刹那,老钟就已经鸣起。四凤只是因为和周萍相恋,不料却卷入一场风波。她本是个有着青春、活力的人,然而一连串的打击却使她的命运变得坎坷多难。其实周冲化比四凤更加无辜,看上去他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周萍的成熟,没有周朴园的罪恶,有的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思想,憨厚,甚至在知道四凤同他哥哥恋爱时,不像繁漪那样妒火中烧,但是他对四凤还有一种执着,在四凤冲出去之后,他义无返顾去救她,致使自己也落个触电而亡的结局。 巴金的《家》中喜欢的是觉新:因为他比较会顾及他人感受。而且,他一辈子都在为他的弟妹们考虑,他牺牲了所有幸福想换取一人的安宁。害了他的是这个制度。
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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