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这个词是一个概念,一是意识的抽象理解,一是具体形象的理解,某种具体艺术可以创作、改造、或毁掉,如中国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作为艺术这个抽象概念则不能改造、毁掉。艺术存在是永久的,它属文化层。老子说:“颓然吴名,充遍万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还说夷(无色),希(无声),微(无形)三者不可致诘,实又存在。具体的画是一种心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迁想妙得”。画家落笔则有,放笔则无,瞬间即成,瞬间即逝。从“画”这个角度看,成又非真成,逝又非真逝。它无完形,永远逝胎儿;它无定数,永远是一。又出于无,无存在有,画无画,于画者其所欲也,由画家自觉产生,自由把握。
画者其所欲也,心师造化二演万物,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万境由心造”。由心造,有一个物质的转化过程,还受理事的、时代环境的、文化层次的、人的个性的约束,物质与精神两者的促进。自古以来,中国画重临池、重游历、重学养、重继承。所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种画外功的重要可以说成于斯,败于斯。
历史在变化,事物在变化,知识要变化,人的思想要变化,形式和内容都在变化重,今人与古人对照显然有区别。画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象,画风无论时代、或一个具体的画家都有区别。这种变化结果,虽然可以设想,单不可以断言。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画有始有终,生生不息。构成中国画的道,只要宇宙还存在它就同在,是不会消失的。
纵观美术史,远在张僧所画凹凸画、曹不兴画佛像到郎世宁时代,那时代不但情况产生了交流,而且有了一批知名的画家。艾启蒙以中西画法融合,受影响的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昱等。吴历晚年信奉耶稣教,有人说他的画参用西法,他反对如此说,他还有鄙视西画的意思。他说:“我之画不求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窠臼上用功夫——用笔亦不相同”。郎世宁虽然尽量吸收中国画写意,中国人不成人,外国人说背弃本源,使之进退维谷。那时中西画没有合二为一,那种画法现在也没有确立传统继承,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事实。
反思中国画历史,中国画事实存在确实又在不断变化,只不过千变万化都围绕着一根中轴线就是民族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不统一,各种学术思想相应显得活跃,绘画艺术由于佛教的促进,却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鲜花,产生了一批很有成就一直在历史、过程中大放光彩并受称道的画家,顾恺之就是其中最伟大、最具有代表形的划时代人物。他不但有不少山水画题材的作品,《画云台山记》这部构思文稿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启示。还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包括敦煌壁画在内,正因为有很多山水创作,产生宗炳《画山水序》和《画叙》这类理论著作流传,提出了透视比例“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万里之回”。“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同时提出了“畅神”及“画之情”这类美学思想。这些对山水画独立成科起着鸣锣开道的作用。
隋是山水画走向完全成熟的过渡阶段。唐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昌盛的时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兴旺。山水画的皱法有了发展,大小李父子的金碧山水为集大成者。吴道子、王维的水墨山水画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后期又有王洽的泼墨更发挥了水的性能。张操善用秃笔,创造新的渲染法,并提出影响深远的“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学说,对中国画创作主客观关系作了辨证的依据。山水画标致成熟,独立成科。王维《山水诀》中的透视比例理论,体现中国画理论的完善。王维创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给后来文人画开了先河。唐代在用笔、用墨、用色、用水、构成中国画精髓的这类技法齐全而成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同,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类既科学又实用的思想理论和技法理论对中国画发展道高峰的地位作了贡献。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为我国绘画确立了东方艺术的高大形象和崇高地位,唐以后千百年来,一直享受使用着丰富的宝贵遗产,凭借这些遗产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使花鸟画在宋代兴起并成熟起来。
五代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影响中国画的部同风格,北方的荆浩以雄强之势影响深远,著有《笔法记》一书。提出“气、韵、思、景、笔、墨六要”,对“六法”有所发展,关??是荆浩的继承人,以江南平淡水墨风格影响久远。巨然继承了董源的衣钵。他们一直影响到后来各各时代,以至发展成南北宗说。
郑振铎先生说,谈中国绘画史应以宋为中心,宋代中国画科目齐全,百花争妍,辉煌盛隆,空前绝后。宋徽宗开办画院,设立“画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国家美术院校,院派思想,院派画风起了开端。
宋初的李成、关仝、范宽他们的画派统治画坛,中国画史评“三足鼎立,百代标程”。北宋中期,文人画家异军突起,提倡水墨写意画,与院体画对立。代表任务为苏轼、米芾。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成为写神趣的意象画铭言影响到现在,这个观点和画法还对中国画的革新提供了革命的口号。苏、米两人的艺术思想又成为文人画的典范和指南。由于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对立和忽布,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画风形成,出现了梁楷的水墨大写意画。但苏、米没有研究和总结,只是提出了问题。《林泉高致集》、《山水纯全集》、这两部理论著作是由画院画家完成的。
元代文人画最重要人物是赵孟頫。他提出“书画同源”,并加以发挥,把书法的功力运用到绘画笔墨中,由此画家必能书,书家也能画的遗风流传书画界。有人还说,书从画中来,画理在书中。元代又是一个转折点,画风骤变,文人水墨画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青绿重彩、工笔画界那时虽有绚丽机构之作,如精湛的永乐宫壁画,但以接近晚年。明代初,“浙派”曾在画坛一时活跃,后被吴门画家取代。董其昌因南北宗说引起画坛密锣紧鼓热闹了两百多年,虽有是非之争,也有一派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陈淳、徐渭是划时代的人物,特别是徐渭影响既大又久远。郑板桥、齐白石也都钦佩他。从明到清,能书能画,宜书宜画,诗书画合壁;金石学大盛,诗、书、画、印章融为一体,中华民族这一伟大辉煌的艺术以其完备、宏大、精湛、文采、玄妙使世界其他画种莫及。
从历史看,发展到清乃是按文人画的道路继续往前走。虽说此时是按文人画的道路发展,但它是集大成的时代。那时社会内外关系发生变化,画家的生活、世界观、艺术观、技法、学术,给我们留下了既珍贵又现实是艺术瑰宝和经验的全面及丰富,流派分呈、艺术争妍。有数不清的大师如:“明四家”、“四王”、“四僧”、“八怪”、“金陵画派”、“黄山画派”、“扬州画派”,首创指墨画的高其佩等等大家,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奉献者、创造者、也有个人牺牲者,殉难者。
从历史看,中国画什么时候不再变化和发展?事物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运动,继往开来,然而新生事物中,又包含旧事物的许多因素。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中国画的发展,传统总是起积极的作用。没有传统的东西,就没研究的根据,没有根据怎么说发展。在发展中优秀的、精华得到继承,另一部分被淘汰掉。“其成也, 毁也”。变有自然规律,规律在变化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和运用。但是,中国画变成今天的大泼墨、大泼彩,王维、李氏父子、梁楷、徐渭他们提供了依据。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具体的。——“其分也,成也”。画作为实践,有形有象;作为概念,无形无象。有形无形,无形有形,在运动过程中转化,画家可以自由把握,“妙造自然”。运动结果,不期然而然,产生于无形,不以画家的意志为转移。“心中之竹不是手上之竹,手上之竹不是纸上之竹,纸上之竹不是心中原有之竹”。
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有如此抽象的形象,毫无拘束的泼墨、泼彩画法,纵情疏狂的意趣等。再说精神和物质自古就属个人所有,今天才真正成为社会的文化,人类的文明。古人或者前人,有哪一个预料到了呢?现在人有的在摹汉砖图纹,有的在摹敦煌壁画,有的在摹民间艺术,有的在摹儿童画,都在不同的作历史的反思。也有人大叫“反传统”,“穷途末路”,“合二为一”,中国画向西画靠拢才有前途。也有大叫“反传统”的人在偷偷地偷袭传统。中国画有如其他传统文化那样,在一定时间遭到否定,一定时间又得到重新估价;在一定时间被埋没、毁掉,另一时间又重新得到复兴。西画也如此,印象派曾受到学院派强烈的攻击,印象派曾激进地打着反传统的旗帜,它后来又成为传统。印象派画家之一德加说:“对自然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绘画是一种传统艺术,去学会跟着荷尔拜因那样来画就�幸庖宓枚唷薄R笆夼伞⒈硐峙伞⒘⑻迮伞⑽蠢磁伞⒋锎锱伞⒊�质蹬稍�艿饺�小⒏吒�⒎哺摺⑿蘩�挠跋欤��账�堑木�椤V泄�娜舜笮匆饣��运未�禾寤�此凳歉龇炊���澄娜嘶�衷谟殖晌�骋徊糠秩烁锩�亩韵螅�舛际亲匀欢�坏摹@献铀担骸暗溃�傻酪玻�浅5馈C��擅��浅C�薄!暗郎�唬�簧���������蛭铩薄J挛镒苁嵌粤ⅲ�ゲ梗�骋唬��芟蚯胺⒄埂8吒�担骸盎�以谒�幕�芮懊妫�炔皇枪�ナ贝�呐�ィ�膊皇窍衷诘呐�ィ患炔皇亲匀坏呐�ィ�膊皇撬�牧诰拥呐�ァK�撬�约海�贾帐撬�约海�涝妒撬�约骸!保ā队∠笈苫�贰罚
宗白华说:“中国画法不全是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行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其要素不在机械地写实,如花鸟画写生的精妙,为世界第一。”中国画不是西画先找好了题材,再找模特儿照着画,总有一个对象的束缚,天地的限制,虽然也有形神兼备,但“意”就不够了。中国画是画家在生活体验中体味万物的形象,“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画家最深的意趣。石涛认为他的画不象古人也不象今人。“我思我画,自有我在。”说中国画千人一面,没有变化,须要横向联系,学习西画,也许是学而不深,言而不精吧。中国画家是用“澄怀观道”的宇宙观来认识世界,体察万物,写胸中逸气,求得一种心灵的解放。西画的境界与中国画的抽象笔墨具象结构是不同的。就是印象派也是非常准确地目睹描摹对象。凡高、马蒂斯在他们的画里重视线的作用,他们说:“我的灵感常来自东方的艺术”,他们还说:“我的风格是手塞尚和东方影响而形成的”。“东方的线画,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空间,而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它帮助我走出写生画范围之外”。(《印象派画史》)。马蒂斯、毕加索自己说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而改变的。“纵观环宇,第一,唯中国人有艺术;次为日本,而其艺术亦源于中国;再为非洲黑人。”(毕加索晚期创作展览序言)他们对线的运用始终不及中国画的线流动变化,多姿多态,藏有意蕴,意义丰富,中国画的线不仅是表现形体,更表现精神,表现生命的运动,它的内容有广阔的时空哲理,中西画家各有宇宙观,确立了两个独立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无论近代的和现代的前辈都曾经提出“合二为一”的设想,也算革命的口号吧。他们不仅高喊口号,还从事革命实践苦心经营,又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至今都没有成功地确立一个传统作为可供学习的典范而未见生机勃勃的遗传开来。
任伯年开始是学西画的。法国著名画家达仰称赞任伯年的作品“多么活的天机,在这些水彩画里,多没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色彩中”。老一辈月份派画家杭稚英、金梅生等人曾学水彩画,张聿光是推广水彩画最积极最活跃的人。吕凤子、陈秋草、潘思同、方云鸪、李叔同、张大千都是由西画开始,终年以中国画获得声誉受到人们的怀念的。
特点篇: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而西洋画呢?则讲求“以形写形”,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画与西洋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还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工笔”。而写意呢?相对“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
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
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
以上谈的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指传统的中国画而言。但这些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水墨画:由水和墨经过调配水和墨的浓度所画出的画,是绘画的一种形式,更多时候,水墨画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也就是国画的代表。也称国画,中国画。墨水画是中国传统画之一。
墨水是国画的起源,以笔墨运用的技法基础画成墨水画。线条中锋笔,侧锋笔,顺锋和逆锋,点染,擦,破墨,拨墨的枝法。墨于水的变化分为五色。画成作品,题款,盖章。就是完整的墨水画作品。
基本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黑与白色,但进阶的水墨画,也有工笔花鸟画,色彩缤纷。后者有时也称为彩墨画。在中国画中,以中国画特有的材料之一,墨为主要原料加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画出不同浓淡(黑、白、灰)层次。
别有一番韵味称为“墨韵”。而形成水墨为主的一种绘画形式。
扩展资料
艺术特征
水墨画是中国汉族特色较强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借助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毛笔、宣纸和墨),表现具有意象和意境的绘画。其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工具材料上来说,水墨画具有水乳交融,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
具体地说就是将水、墨和宣纸的属性特征很好地体现出来,如水墨相调,出现干湿浓淡的层次;再有水墨和宣纸相融,产生溵湿渗透的特殊效果。二是水墨画表现特征,由于水墨和宣纸的交融渗透,善于表现似像非像的物象特征,即意象。
这种意象效果能使人产生丰富的遐想,符合“中国绘画注重意境”的审美理想。
参考资料:
分类: 文化/艺术 >> 书画美术
问题描述:
要具体的对抽象美术的诠释,很多数人对抽象美术的理解方面。
解析:
3月和7-8月,《中国极多主义》和《念珠与笔触》两个抽象艺术展在北京举行,至今圈子里还在议论这两个展览。两个展览策展人高名潞和栗宪庭都是中国前卫艺术的“领袖级”人物,也是我的老朋友和在《美术》杂志时的同事。从展览规模、参展艺术家和展览题目来看,两位策展人都试图对被冷落的各地抽象艺术创作给以关注,并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总体特征加以概括和总结。
两个重量级人物同时关注中国抽象艺术,连参展艺术家都有相当数量属于“资源共享”,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尽管总的来说负面看法比较多,有的甚至相当尖锐,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过些逍遥话,但展览毕竟提供了一次广泛深入地讨论抽象艺术问题的机会,而且由于两个展览都突出了“中国性”,因此问题也就必然涵盖对“西方性”认识。
我也看到了中西抽象艺术的不同,也认为这个差异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但不想延续二位老朋友的文化学路线,只想从艺术学和艺术史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是“抽象”还是“非具象”
在今天探讨学术问题,几乎不能不从对词的审视开始。Abstract(抽象)这个词的原义是“从…拉出(抽出)”的意思。 Ab(s)是“从”的意思,tract是“拉”、“抽”的意思,tractor(拖拉机)就是从tract来的。在实际使用中, abstract 通常是和concrete(具体)对立的概念,指从感性世界提取出的理性认识,由于抽象概念与抽象思维在表述上比较深奥、晦涩、难懂,因此abstract又引申为深奥、晦涩、难懂的意思。
用abstract painting给一种前卫艺术命名,应当说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它把没有具体形象因而晦涩难懂的绘画悄悄推到哲学的高度,当有人发觉这并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的形或概念,而是对形的瓦解与纯粹的形式构成,因而应当叫non-fugurative(非具象)的时候,这个命名和被命名事物之间的命名关系已经固化为不可更改的公共约定。然而,一个准确概念的学术价值肯定要超过一个狡猾命名。
“抽象”一词不存在否定性,所以我们只能说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概括,而不能多对具体事物的否定或者破坏,因此,它更适合指称对行进行了高度概括的大写意中国画,大写意的确是从自然之形中抽取出笔墨之形。“非具象”一词则不然,它的意思明显是对具象的否定和反运做,而西方的abstract painting的确是对传统具象绘画的否定和反动。从西方美术史的线索上看,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三步曲”也的确和figurative、non-figurative 和re-figurative (具象、非具象和再具象) 相对位。
三、西方艺术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
具象阶段追求“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这里只需要提一句:“模仿”,不是英文的imitation,而是拉丁文的mimesis,这个词首先指幼儿的咿呀学语,大概是西方人的学语不是“咿呀”,而是“咪么”,所以叫做mime-sis。“按照应有的样子”就是按照理想的样子或者理念的样子。在源于前苏联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模仿”被称为“源于生活”,“按照应有的样子”被称为“高于生活”,模仿的另一种表述“镜子说”则变成了“反映论”。说白了,“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就是既要像,又要完美。
对于手工制作的艺术来说,完美第一要求形象好看,第二要求做工精细(大理石和汉白玉分别成为中西石雕材料,就是因为它们较好地满足做工精细的要求,陶被瓷取代也是因为后者更为精细)。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文词Beaux-Arts 强调了好看,beau (x) 这个法文词就是英语里的beautiful。但是英文并没有采用beautiful-arts一词,而是选择了Fine-Arts。Fine 这个词在英文中不是“美”的意思,而是“精细”的意思,在法文中也是“精细”的意思。中文的“美术”一词是来自法文的Beaux-Arts 而不是英文的Fine-Arts,如果是来自英文,那中国的所有美术学院就连一天“美术”都没教过,只教过rough-art,即粗糙的艺术,中国美术专业教的画法是德拉克洛瓦以后的画法,fine-arts的标准,这种画法绝对不fine而是rough,以至在当时被称为massacre de peinture (法文,意为“对绘画的屠杀”)。
西方绘画在德拉克洛瓦以前都是追求形似(模仿)、精细和美,这一点与中国的工笔画的追求相一致。德拉克洛瓦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上抛弃了精细和以精细为保障的精确,他说:“许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尽一切可能不表现笔触,而一味追求轮廓,其理由是认为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笔触;但轮廓又何尝存在?”同时,他还强调绘画形式要素的“音乐性”:“这种效果由一定的色彩安排,明和暗的转换,也就是说,是由可以称之为画的音乐所创造出来的。”为了支持这种“音乐说”,他把音乐说成“艺术中最伟大的”,并以音乐的非模仿性质疑“模仿说”。
摆脱形的制约,放弃对精细的追求,无疑是视觉艺术主体化的表现,也是结束工匠艺术+文盲受众的说教艺术史的开始(象形是文盲的文字,象形文字便是最好的证据)。这段艺术史在西方持续的时间要远远长于中国,原因是西方没有丝绸和纸这种方便的材料和文人这种创作与欣赏主体。今天,生活在落后的中国的中国人,不可能发现“舞文弄墨”曾经是一项中国文化特权,因为中国有丝绸和纸以及这两种材料缔造的广大“识文断字”群体(羊皮纸这种昂贵材料只能用于抄写最重要的读物《圣经》和缔造少数几个认字的神职人员);也不可能想象先进的西方推崇的文艺复兴master(大师、巨匠),就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的中世纪手工作坊的顶尖师傅和工匠,所谓master piece,并不是什么“杰作”,而是“师傅的活儿”,painter更不是什么“画家”而是“漆工”,连工具都不是画笔而是漆工刷子,画刀则是漆工刮泥子的刮刀(木版坦陪拉先要糊布刮泥子,后来演变成亚麻布上打底子的油画),所谓“工作室”(studio)不过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
我不知道painter(漆工)德拉克洛瓦“对painting的屠杀”是否用了“泥子刀”,但库尔贝把“泥子刀”变成“画刀”肯定是继承和发扬了德拉克洛瓦“对绘画的屠杀”。如果西方现代艺术史可以分为现代和后现代,那么整个现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 "对绘画的屠杀" 而持续不断地非具像化,塞尚和毕加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们分别确立了与具象截然相反的非具象理论与实践,凡高的意义则在于他实际上把德拉克洛瓦的 "音乐说" 演变成表现性的色彩构成,其表现性得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洛克的彻底推进,其色彩构成则与塞尚——毕加索的几何构成共同导致了所谓 "热抽象" 和 "冷抽象" ,因此,无论是 "热抽象" 还是 "冷抽象" ,都可以在作品题目中看到德拉克洛瓦"音乐说" 的影子:两种抽象作品均喜欢冠以position多少号的题目,这个词在西语中就是 "作曲" 的意思,翻译成 "构图 x 号" 也许是因为译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 "音乐说" 对现代艺术非具象化的巨大影响。
四、中国的抽象艺术之路
中国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实际上非常接近古希腊的“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即既解决形似的问题,同时又不照搬自然。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神既对象的活性,后者强调对象在形上的完美。但顾恺之的“形神论”用了一个“写”字(以形写神),代表自东汉发明造纸术之后识字阶层的迅速扩大,并开始结束文盲画工+文盲受众的初期艺术史。文盲画工或画匠是只能画(画)不能“写”(字)的,只有识字阶层才能“写”。这个“写”字不断地被顾之后的画论沿用和巩固,如“以形写形”(宗炳)、“传移模写”(谢赫)、“写山水之纵横”(元帝)、“写百千里之景”(王维),并出现了“写竹”、“写意”、 “写生”之类的术语,甚至对引进的西洋画法也冠以“速写”、“写实”等。
识文断字之士的“写”当然不会像文盲画工和西方文盲“漆工”那样在现成的主题下追求形似、好看和精细,因为这些都不是“写”的目的。“写”的目的是表达写作主体的思想、观念、情怀等,道出写作主体的“思浩荡”和“神飞扬”(王微),是“畅神而已”而非“以形写形”。因此,到了工匠式的具象写实发展到宋代《清明上河图》的水平的时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苏轼)的批判便降临了,“画中有诗”的“意境说”便崛起了,同时,唐诗宋词对意境的发掘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审美价值观。“意境说”显然更加强调绘画的主体性,“意”本身就代表创作主体,但这种主体又是与客体“境”同一并受其制约的主体,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
随心之所欲的艺术主张与追求,充分体现在元代倪瓒说的“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和“余之竹,聊以抒胸中之逸气耳”。他说的“画以写胸次之磊落”清楚地说明了“画”就是“写”,“写”就是表达自己。但是由于“写”自身规定的可识别性,“随心”不可能完全排斥“形似”而成为彻底的非具像,中国草书也是因为受“写”的可识别性的制约而未能成为所谓“抽象书法”。于是“似与不似之间”就成了中国画颠扑不破的底线,太似便不是“写”而是“画”了,那是文盲画工的事情;不似便违背了“写”的可识别原则,那就不是“写”而是“涂”了。
实际上,中国画是“写”的特质,在谢赫提出的“六法”之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完整论述。在这“六法”中,有“四法”同时适合于书和画,只适合于画的只有“应物象形”和“随类赋采”。而最重要的第一法“气韵生动”和“古法用笔”绝对是和书法相通相同的法则。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传移模写”中的“写”字。至于中国书画都是从临摹开始,都是记住形而作(胸有成竹)而非边观察边记录(写生),都是在空白上留墨而非在背景色上造型。也正因为这个“写”的特质,中国石碑的价值要高于石像的价值(无论是中国石像,还是西方的画和石像,都基本上是工匠或巨匠为文盲受众提供的视觉代码)。
长期的“写”的传统、牢固的“写”的价值观与“写”的规定性,使中国艺术家眼睁睁地看着朗世宁和波洛克突破“太似”和“不似”这两条边界,自己却只选择符合中国笔墨趣味的西方品种。德拉克洛瓦之前的属于“太似”,是匠气的“洋工笔”,不要;毕加索之后的属于“不似”,是不具备“写”的可识别性的“洋欺世“,也不要;二者之间则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洋写意”。因此,徐悲鸿——苏派体系实际上就是这种“齐白石折中”的西画版,加在一起可以叫做“齐白石——徐悲鸿折中”,简称“齐徐折中”。
这个“齐徐折中”体系在清代画家邹一桂和当代画家吴冠中对西画的排斥性吸收中得到有说服力的具体体现。邹一桂提倡“形似”和“入细通灵”,指名道姓地批评“以形似为非”的苏轼“直谓之门外人可也”。他当时见到的西洋油画符合他“入细”的主张,能够起到“醒法”的作用,避免初学者误入“以形似为非”的歧途。但因不符合“写”的规则(“但笔法全无”),因此,虽然有工细的优点,但又染上了匠气的毛病,因此不能算做好的作品(“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这里,邹一桂显然把当时的西洋画当成了匠气的“洋工笔”,如果他见到的作品是德拉克洛瓦画法的“洋写意”,他就不能说“笔法全无”了,最多只说西洋画笔法与我中国不同。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艺术家的确欣赏甚至崇拜德拉克洛瓦开创的洋笔法。吴冠中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著名的“ ”者,反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内容主义”,因此,充分肯定波洛克纯形式的艺术价值,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一种波洛克风格的“似与不似之间”。
是青年艺术家迈出了走向彻底非具象的步伐,打破了“写”规定的可识别性。这迟到的突破既困难又轻松。困难的是新老传统支持的齐徐折中体系强大、坚固,突破谈何容易;轻松的是千年中国书画“笔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的油画“笔触”经验使中国艺术家在“抽象水墨”和“抽象油画”创作上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分寸把握能力。但当旧习惯的阻力逐渐减弱之后,笔墨笔触上的轻车熟路又使中国艺术家在光洁材料的非具象与几何构成的非具象方面相对迟钝,使手工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超过工业感。当然,全球范围的包括现成品、行为等在内的具象符号类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家在非具象领域的探索:纯形式要素的组合,似乎成了设计师的专利。
五、视觉值:非具象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我不否认非具象艺术在理论与批评支持上的不利地位,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创造出的只是一个服务于眼球的“视觉值”,一般观众很难看出个所以然,批评家很难进行社会学联系和阐释(这一点与纯粹服务于听觉的音乐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抽象艺术在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写实传统的致命一击之后自己也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在英文中“值”和“价值”都是value这个字。实际上,视觉艺术首先是向我们提供一个有区别特征的综合视觉值,这个视觉值决定了一件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区别,告诉我们这件作品不是其他作品。所谓具象作品就是其视觉值构成了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事物,非具象作品的视觉值则只构成作品本身,不构成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任何事物。当视觉值构成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时,我们变能够借助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来读解、欣赏或抨击作品,包括其思想性与技术性;当视觉值只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构成的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经验便失去了读解作品的能力,同时也不会感到制作技术的高低,但不同的视觉值绝对提供不同的视觉感受与视觉心理作用。
视觉值在具象作品中与起表现的事物“绑定”,在设计里则与特定的实用功能形态“绑定”,只有在非具象作品中,视觉值才具有对立的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绑定”成分或“附加值”,那只能是模糊的视觉心理因素,通俗的说法叫做视觉感受。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视觉感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伴随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我们对服装的选择,相同款式的衣服有不同的色彩值供我们选购,每种色彩都有其他色彩不可替代的视觉价值,这时,色彩值就转换成视觉价值。同理,构成、机理等视觉值也能直接转换成视觉价值。这种纯视觉意义上的价值是很难用语言陈述的,我们对这种价值的确认通常用“我喜欢”或“拍案叫绝”来表达。
实际上,中国古代画论画评中有大量对视觉值价值的间接确认和肯定,比如用“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来肯定布局的视觉价值,用“力透纸背”、“枯笔渴墨”等来肯定墨迹的视觉价值,用“荒寒悠远”肯定意境的视觉价值,等等。但进入非具象领域,传统的描述与评价用语几乎全部失效,这种间接的价值肯定方式也随之失效,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批评困境。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批评,艺术品就降低为普通商品,从而在与具象作品的竞争中处于无法逆转的弱势地位。
其实,抽象艺术作品的视觉值就是它的视觉价值,就像服装的视觉值就是服装的视觉价值一样。具体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面,艺术家的创造性只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曾有过的视觉值,并且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作品之间视觉差异越大越好。
六、从《向塞尚致敬》中的悖论看形式变革的意义
1900年,法国艺术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创作一幅题为《向塞尚致敬》的作品,用纳比派的具象象征方式表达了艺术家对塞尚的推崇,而这种方式有恰恰与塞尚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相违背的,因为塞尚的道路是否定模仿说的道路,是走向非具象的道路。因此,真正的向塞尚致敬的是毕加索,尽管他没有画过专门向塞尚致敬的画。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用文言文写一篇“向白话文致敬”的文章,另一个人用白话文写一篇“向文言文致敬”的文章,或者用白话文写一篇反对使用白话文的文章,我们宁可相信用白话文写作更具有否定文言写作的意义,而那篇用文言支持白话文的文章,是以自己的文言写作方式否定了自己提倡白话文的写作内容。也就是说,德尼是用表达方式上对塞尚艺术的否定来表达对塞尚推崇。
以上分析表明,表述方式比表述内容更具有变革的实在性,现成品、超现实、照相写实、观念摄影、video艺术、行为艺术等等,首先都是表述方式的变革和出新。艺术品的生产如此,非艺术品的生产也是如此,所谓工业革命,首先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不是生产“内容”的革命。社会革命也社会组织和运做方式的革命,而不是把一些社会“内容”破坏掉。中国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没有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组织和运做方式,其结果只能是所谓改变统治“内容”的“改朝换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非具象艺术在中国的前卫意义是否已经结束,应当被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之类的具象作品取而代之了。
喧嚣热闹的“抽象水墨”和到处可见的非具象城市雕塑或景观表明,非具象在中国还属于发育期或前卫期,但除了这两个特殊领域,中国当代艺术几乎是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等具象方式的一统天下。至于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位的几何抽象作品更是少而又少。用“后现代”、“读图时代”、“人文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传统”等来解释90年代至今具象作品在中国的压倒优势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克隆一下所谓西方“后现代”就能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入后现代,那么克隆中国青铜器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回青铜时代。如果作品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看的,那么一定出现大量对图象的阅读即精确语义分析,而不是现在这种给不同的图象贴上相同的语言学标签。“人文关怀”更是一个“放只四海而皆准” 的空洞能指,一个贴到哪里哪里亮的广告词。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未经历深刻的视觉革命,只是从一种歌颂的具象变为讽刺与抨击的具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与过去用文言(药)提倡文言(汤),现在用文言(不换药)提倡白话(换汤)没有什么不同。视觉革命走道尽头的标志是确立新的视觉方式在民众心目中的稳固地位(就像扬州八怪从“怪”变为不怪),进而变成新的视觉标准与习惯,这样才能为下一场变革提供前提和意义。
七、结束语
早就想写一篇支持中国抽象艺术的文章,但直到现在才完成。产生这个想法的动因是回国后看到潘德海把他85时期的“老玉米豆”变成红色大头系列的“皮肤”,明显受到当时具象的政治波普的裹胁,然后又彻底放弃“老玉米豆”,画起痴呆的大头像。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重庆:一个是朱小禾在一个大头上编织他的抽象笔痕,另一个是刚刚出道的蒋建军在一个大头上粘贴他的棉线。还有一个学生在大头上画红绿色点。也许有一天我要写一篇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大头现象,从把罗中立的《父亲》、耿建翌《第二状态》、王广义的《 》一直到方力钧、岳敏军的大头系列进行一番梳理。但现在还是先给弱势的抽象艺术“捧捧场”。当然,糊涂乱抹几下,甩几个墨点充数的作品不在支持之列,除非它是有美术史意义的首创。其实,正是这些作品的“欺世”作用使“不似”的艺术失去价值。
关键词:青绿色彩 继承 转换
山水画形成伊始,就以青绿色彩为主形成表现自然的装饰性的审美情感,其中并不带有强烈的哲学色彩。而自五代、宋以降,水墨山水画以其文人审美观念与理想的介入,成为后世近千年中国山水画发展的主流。我们绕过传统文人色彩的表现状态,回到青绿表现时期,以青绿色彩改造文人色彩,使色彩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对传统进行主观性的重新建构,把传统之中的笔墨与色彩的精华加以提炼、结合,形成既有水墨的写意表现又有色彩自由情感抒发的具有现代观念的山水新样式。因此,要通过继承传统青绿山水的色彩表现来促进当代山水画的发展。
一、青绿山水画色彩的表现特征
1青绿色彩的装饰性
青绿山水常运用石青、石绿、朱砂、金等矿物色彩。这些石质粉末颜色具有很强的覆盖性,色彩艳丽明快、浓烈奔放,产生出富丽辉煌的视觉效果。唐宋之际青绿山水在勾线之后以色平涂为主,熟绢的材质性能和纸相比,无法实现色彩的迅速晕染,更适于色的平涂,这也增强了画面的份量感。材料的性质与施色方法等使青绿山水画具有了非常强烈的装饰效果。
2青绿色彩的写意性
元以来,大青绿的表现减少,由于文人水墨的兴盛,青绿式微,虽各朝也有做青绿山水者,但多与水墨相依存,以水墨为主。在水墨渲染的基础之上,施以青绿色彩,多数山水画家为求笔墨的保留,用青绿色彩时适可而止。宣纸的运用让青绿色彩失去了平涂的条件,它对色彩同样产生了晕染渗化的效果。色彩的表现融入到水墨的表达之中,色彩随水墨渗化达到了画面的统一,因此色彩也产生了与笔墨相同的写意性。
二、青绿色彩的装饰性与水墨相结合的当代画家作品分析
传统青绿色彩因色彩的性质、材料的特点,使其在山水的表现中具有装饰性的视觉效果。装饰性的效果使色彩呈现平面厚重的状态。当代画家在继承这种青绿色彩装饰性的同时,把它与笔墨相结合,实现了色彩的当代转换,创新了山水画的表现。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卓鹤君:把传统笔墨线条的曲折游动变为直线的错落交织而成山川图像,缩减线条曲度带来的纵深感,增强直线线条笔墨组合而成的黑白灰大的墨块。这种表现将山川形象更加整体化、概括化,并趋向一种视觉图式的装饰平面感。借用传统大青绿、石绿、金等色彩的浓烈厚重来填充平面化的线型笔墨空间,形成水墨气韵的流a动舒展与色彩的聚集。画家通过色彩的平面几何型表现增强画面的现代感,色彩要想从水墨中突出出来,与水墨形成对比,必须采用厚涂色的方式,厚涂青绿色彩使色彩不会发生浓淡变化,进而形成色彩的平面化状态。色的平面依靠水墨为底使色彩不艳俗浮躁,色彩达到饱和、沉稳、润泽的状态。水墨的气韵流动与浓郁的青绿色彩块面最终在画面中达到和谐统一,把传统文人水墨引向了新的高度。
画家许俊:许俊的青绿山水继承了传统大青绿的设色方法,并结合笔墨语言形成具有现代特点的新青绿表现。画家采用有色宣纸为底,山川楼阁以浓墨勾勒其型,改变早期大青绿空勾无皴方式,增加皴、擦、点、染的笔墨技巧,以粗放厚重、方直劲挺的线条和饱满润泽的皴染为主,表现空间与质感,使山石层次丰富、线条灵动。在此基础上施青绿重色,做平面涂染,这改变了传统水墨山水的淡着色产生的色彩空间从属地位,色彩从局部走向整个画面,这样必然产生色的平面状态,形成色彩的装饰性。在色彩平面化的同时,笔墨语言加强,山石结构层次的强调让景物的空间感加深,近处山石通过涂色前的笔墨造型和涂色后的笔墨层次表现,使山川产生空间感。同时,近处山石的石绿重色与远山的稍淡的蓝色,形成远近、厚薄的对比,这样运用平面色块的对比就产生了空间变化,由此,新的山水图式产生了。画家从传统青绿山水中提取色彩的平面表现,从传统水墨中借鉴笔墨的形式语言,让两者相结合,这样笔墨在色彩的范围内有了丰富的层次表现,色彩在笔墨的造型空间中被充分放大。画家采取了笔墨与色彩并行发展的创作理念,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三、青绿色彩的写意性与水墨相结合的当代画家作品分析
当代山水画家卢禹舜等一批艺术家运用传统青绿色彩写意性融合水墨,创造了山水画表现的新形式。
卢禹舜在传统笔墨与色彩表现方式上都是非常独到的。画家从传统大青绿的重彩施色中得到启示,他的作品充分做到了色彩的写意性与水墨的结合,既继承了传统的笔墨情趣又提升了色彩的精神内涵,使色彩融于水墨氤氲的意境中,并幻化为视觉的主体。在山水画的表现上改变笔墨与造型的对立状态,使笔墨造型融合在一起,增强水墨形象的整体感。采用勾和染的方式减少对山石空间深度的表现,让色彩进入画面的主体空间中,与笔墨造型形成对比统一的视觉关系。画面中山石的空间深度的表现被弱化,服从于笔墨的整体表达,通过近处山石的勾画与远处浓重水墨的晕染,形成山水空间的关系与强烈的对比,只勾出山体轮廓,不在山石的细节上做空间表现,由此,色彩就进入山石的结构中,形成色彩的平面表现。一幅画不仅要有对比,更要有统一,画家把青绿色彩的写意性表现加强,让色彩走出山石结构的范围,主动与墨相连接、相渗透,形成色彩的气韵流动,青绿色彩产生了与水墨一样的渲染效果,也形成了色的浓淡干湿的变化,因此色彩就获得了表现的主动性。色彩对形体的超越产生的色彩写意性与装饰性,最终与水墨实现完美的融合,既体现了传统文人的高尚文雅,又表达了现代色彩的精神情感与意蕴。
四、对青绿色彩的继承与转换实现了当代山水画色彩表现的拓展
当代山水画家在借用青绿表现创新时,实现了青绿色彩的写意性改变,色彩的表现上升到与水墨同等的理论层次。新时代的画家们从传统中寻找开拓创新的基点,寻找到色彩的优势与不足,以色的优势补墨的不足,同时把水墨的精神情感赋予色彩,让色彩实现自身的超越,继承色彩的装饰性与写意性表达,并实现与水墨的融合转换。这样,色彩就超越了本身的物理属性,达到了情感的宣泄,最终使山水精神得以升华。
郑耀允,阳江市美协会员、阳春市美协理事。2015年毕业于吴山明人物画创研班,师从吴山明。作品曾入选广东省第十二届美术书法摄影联展、第三届广东岭南美术大展等。
我的家乡广东阳春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这里有着众多文化古迹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有“水墨阳春,百里画廊”之称。鱼王石绚丽的日落、婀娜秀美的马兰群峰、号称“南国第一洞府”的凌霄岩等,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铺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每一道风景都让我为之赞叹、陶醉,也促使我拿起画笔写生、创作。
起初,我只是写生一些山水风景,而我的专业是画水墨写实人物画。所以,我也特别留意家乡的人物、风俗方面的素材。但一时之间找不到好的题材契合点,只好去画一些少数民族人物。水墨人物画家普遍有一个共识,就是有些少数民族长袍大袖式的衣饰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形式美,特别适合笔墨的发挥,而直筒式的西裤、衬衫则比较难于用水墨来处理。这也是我一开始有些抵触画家乡人物的原因。当创作了一批表现少数民族人物的作品后,我总觉得这类题材离自己的当下生活体验过于遥远。所以,我只好在写生山水的过程中慢慢寻找素材。一次偶然的机遇使我在高流河墟采风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所要找寻的东西。高流河墟一年只有一天是墟期,这是一个岭南传承了千年历史的墟集,现在已成为阳春民俗文化的一个标志。高流河位于广东省阳春市合水镇,河长十来公里,墟集即设于此。高流河墟每年以农历五月初四为墟期。每逢墟期,会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和本地赶集者汇集到一起,大约有十万人。这时,会有具有本地地方特色的编织品、竹木制品、工艺品汇聚于集市中。墟场人气鼎盛,体现了当代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热烈的生活场景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不禁喟叹:“好题材就在眼前,何必舍近求远!”
于是,我的“高流河墟”之一(见附图一)便创作出来了。在此作中,我特别强调线条的书写性。画竹椅时,我采用篆书中锋笔法,追求线条的厚重拙朴。衣服线条则中侧锋互用,呈现出笔法的丰富性。全画以墨色为主,以颜色略加点缀,以色墨的对比增加画面意趣,从而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此作最终入选了第三届广东岭南美术大展。
我的画法源于浙派。2013年,我有幸被“吴山明人物画创研班”录取,拜在浙派人物画家吴山明先生门下。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浙派水墨写实人物画技法。从最初对人物画零乱的理解,到接受正规化、系统化的训练,我对写意人物画从画法到理论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所理解的浙派人物画,是在造型准确的基础上,于人物技法方面融合了花鸟画的笔墨语言,并将更多其他的笔墨语汇切入到人物画的造型中,同时讲究书法用笔的运用,更加强调“写”的意味。
水墨人物画无论是造型方式还是笔墨技法,都经历了多代人的探索实践和创作积累,体系已非常完备。徐悲鸿和蒋兆和进行了中西艺术结合的探索,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代表了北方水墨人物画体系的画家都受到影响。而南方的浙派人物画群体中,李震坚的沉厚、周昌谷的浓艳、方增先的潇洒皆各有其长。我的老师吴山明创造性地用宿墨画人物画,拓展了黄宾虹的宿墨法。我认为,水墨人物画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表现人,特别是如何表现新形态下的当代人。清代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水墨画技法语言也越来越丰富。我想,每个人物画家都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系,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我认为,这也是绘画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因此,我创作了“高流河墟”系列作品(附图二为“高流河墟”之二),并沿着这个方向乐此不疲地继续进行创作。我会将“高流河墟”当作一个研究课题,将这个代表了阳春风俗文化的千年古墟用中国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为弘扬优秀文化而努力。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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