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于荷花有什么样的感情？

西方对于荷花没有特别的好感，荷花也不是主流的观赏植物，甚至西方人有点忌讳荷花。

西方莲花的文学原型出现在荷马史诗。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中，宁芙洛提斯宁愿变成莲花，也不愿接受普里阿普斯的追求。在史诗第九卷《奥德赛》中“吃忘忧树的人”，指的就是莲花还有忘忧果的意思，奥德赛和水手在返航中漂泊到“食落拓花者”国度，“登岸吃食落拓枣的国邦，他们以一种花食为粮……有人吞食枣果，忘却归航”，莲花的西方文学原型是一种令人安逸、忘却归乡的魔果。可见在西方，莲花的意象，轻则令人知足忘忧，重则使人致瘾致幻。后来，英国的丁尼生和毛姆也有《食莲者》的诗作和小说。

中西文学原型的区别明显，审美主题不尽相同：中国象征美女文人、爱情友情、高尚品质；而西方内涵单一，只有“食莲人”的安逸忘忧之意。审美地位大相径庭，中西的荷花意象互相存在文化缺省。在中国文学中相当深远，而西方其虽出现在荷马史诗，却不是主流植物意象。审美情趣各领千秋：中国的荷花从喻人、宗教传统，发展到专题吟咏，再到咏莲颂德的升华，所触发的景观蔚为大观；西方对于“食莲者”原型一脉相承，也算是有渊源的意象，一向被视为安逸、偏远之地的魔果，这与西方对东方因地理距离而产生的神秘感知有关。

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近些年,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我们了解在文化背景相同的范围内,人们共处时很少产生交往沟通上的障碍;但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时,往往会出现误解或发生冲突,影响到交往与沟通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一些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心理卷入度差异

　交往沟通中的“卷入度”即人际交往沟通过程中的心理卷入度,是指人为他人操心和受他人影响的程度。心理卷入程度过高是指个人在心理上与对方信息的关联程度过高。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有人会过分地关心对方的事情,朋友遇到困难了,他比朋友还忧心忡忡;朋友办事出现失误,他比朋友还内疚和自责等;心理卷入程度过低则相反。在中西方交往沟通的心理表现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人卷入度偏高而西方人卷入度偏低的差异。

　了解了这种差异,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沟通过程中,要注意心理卷入度不要过高,以免引起误解而造成沟通的障碍。

　 行为方式差异

　在沟通的方式上,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习惯委婉迂回。“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人大多不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而是采用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人际交往中这种传统方式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自我表现差异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的是,中国文化则提倡谦虚谨慎,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无论任何时候谦虚都是一种美德。

人格特征的差异

　中西方的人格差异在儿童期就有显着差异。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愿望和心理。而中国家长受封建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家长对孩子负有全面的责任,所以自然就以孩子的“主人”自居,而且大都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极大地束缚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

　 从做人做事风格来说

　在古代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中国人发明“做人”一词一向很绝妙。它意味着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而且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中国人生活得比较封闭,人际交往圈子小,所以非常注重选择交往对象的品质,总想和人品好的人交朋友,故有时显得很孤僻。从人格方面来讲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与古代差别并不太大。西方人做人做事都比较直接(国际关系除外),内外基本一致,生活态度开放,交往圈子大,不拘小节。 西方人办事有计划性,时间观念强。他们认为。工作时间就应该拼命干,休闲时也应尽情潇洒。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美国人在休闲时从不谈工作。在工作中,经理与下级保持一定的等级距离,对下级的工作过错极为认真与严肃。但在休息时,下班后或一起在酒吧、高尔夫球场时,上级和下级之间毫无等级距离,关系融洽,热情友好,经理也会虚心地向下级讨教经验。这说明西方文化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分。在私人空间里,无人可以入侵。在公共空间里,每一成员应受公共空间区域的限制。

　 中西方人品区分标准的差异

　西方人对于人的判断是绝对的，好与坏能够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两面性”：守法的时候循规蹈矩，不守法的时候比谁都乱来;快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快的，慢的时候是全世界最慢的;好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坏的时候又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坏的。因此，在对中国人进行判断的时候，不能用绝对的标准，而应该视情况而定。

　在交际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较重感情， 而西方人则偏向于实际。西方人也受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外露、直率、独立、自由、有冒险精神、崇尚平等的民族性格。在人际关系中，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得到机会， 即是父母和子女都可以直呼其名，相互竞争。西方人很少考虑感情方面的因素，他们常常是公事公办，不讲情面。在物质分配方面他们也坚持利己、平等、公平交易的原则，不会为了“ 落人情”、“建立关系” 而偏向某一方。他们按法则办事，即是亲朋好友也要“人” 和“事” 两清，公私分明。但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一点不讲人情，他们也广交朋，对人热情周到，但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感情用事，常常把人情当作交易的手段。

　受孔子思想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方面注重仁礼一体。“仁”是做人的标准，讲的是人我关系，意在告诉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礼”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它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行为，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仁”主张的人际关系既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也有不同等级之间的尊敬，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带有宗法性质的亲亲尊尊的人际关系。同时中国社会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人际关系上注重社会地位和感情因素，和对方交往时要考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处理问题中西方价值观的形成与比较上，公私不分、个人情感关系和公共关系混淆。这种在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满足，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需求。

　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的人际交往之间的差异对解决交际中的冲突以及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

因为双相是再抑郁 躁狂 平和三个阶段中变化的，所谓复发是说平静期过后会再次今日新的一轮循环，当然不一定是抑郁还是狂躁。

在吃药的同时建议你参加心理咨询治疗，会很有帮助，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能够很好的平复情绪。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

　　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

　　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

　　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

　　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

　　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

　　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你所说的这一切如果你都了解得话你已经成为艺术绘画和评论的大师了。这些问题是要通过不断实践绘画，研究艺术对年才要弄懂的理论。我可以肤浅的告诉你：1、中西肖像画题材之异同，首先要研究东西方人生理的解剖特点，这一科达芬奇研究了一辈子，可以从中借鉴，但我们后人要去补充。2、中西肖像画，材料表现技法之异同。这是艺术借用材料的不同来表现艺术，这又要从科学的从面来做细化的研究。物理、化学、光学等等。3、中西肖像画表达思想情感之异同。要从中西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研究，研究历史的背景，从古到今的文化和生活社会深挖人民生活的环境，才明白人民的表情状态。这是一项深层次的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