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歌史的地位~~~

　　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歌史的地位，借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多年前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描述：

　　“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主题，新的写作模式，以及全新的关于诗是什么的概念。然而浪漫主义诗歌的引入通常是通过翻译，或者通过对原诗语言并不成熟的把握。因此，当其进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人们往往对其背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量所知甚微。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奇迹般的全新事物——这正契合了浪漫主义诗歌自己营造的谎言。凡是熟知英语诗歌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神话，但是对外人来说，他们相信浪漫主义诗歌关于‘全新’的宣言，这宣言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也许，可以逃离似乎已经失败了的历史。”

　　附：

　　宇文所安的说法非常有针对性，尤其对朦胧诗而言，异常具有说服力。我觉得，这段话在他对中国现代诗整体的批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至于我曾经真切地替大批中国现代诗人们感到过惭愧——从刘半农到郭小川，直到如今的诗人们。然而，我也很快改变了看法，因为宇文提供视角虽然很有启发性，却并不是我们研究浪漫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首先，浪漫主义诗歌所提出的关于自我，世界，自然和想像力的基本设想，仍然代表了现代世界中关于诗歌的最强大的话语。它所制造的超越时间的神话，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唯心论，而它所提供的基本隐喻仍然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这种唯心论在现代世界里跟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很多人都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资本主义在现代世界里有一种事实上的不可摧毁性。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比喻成吸血鬼，然而到了今天，正如齐泽克所说，资本主义真的已经变成了吸血鬼，被砍倒无数次之后还会重新站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它不但没有先行退场，反而继续表现了它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不但没有宣告过时，而且变成了一种跨越国际和种族边界的强大力量。 举个例子，浪漫主义的永恒神话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把爱与死，永恒与死亡等同起来，以此在一个类神学的层面上超越死亡，也超越时间。结果是，不但是浪漫主义鼓吹过超越死亡，超越历史的神话，而且事实上浪漫主义自身也因为跟资本主义既对抗又同源的关系而处于不死的状态。在诗歌史上，从史蒂文斯，哈特•克兰，直到当代的阿什伯利，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面貌，身上也都贴满了标签，却都在浪漫派抒情诗的传统中继续有所发明。可以说，浪漫主义诗歌被重整之后，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外，在文化资源上，浪漫主义的观念得到了犹太思想和灵知主义的强大支持，处于一种准宗教的状态。所以，虽经现代主义的砍斫，新批评的颠覆，各种理论的解构，浪漫主义还是能够复苏，并吞噬曾经谋杀自己的现代主义。

引言：1778年7月2日，贫困潦倒身心皆病的卢梭逝世于巴黎东北面的一座小镇。此前他一直生活在一所简陋的小屋子里，靠誊抄乐谱挣取微薄报酬为生。更早之前，他因《社会契约论》、《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等著作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书籍被焚毁，本人亦被下令逮捕、焚烧，不得不开始了凄惨的流亡生活…… 卢梭生前饱受争议备受迫害，但死后却得到了无上荣耀。1789年，也就是卢梭辞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路易十六哀叹: 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罗伯斯庇尔推崇说: 这场革命，卢梭是导师。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在国民议会大厅竖立起了卢梭的半身雕像，以金字题词——「 ”自由的奠基人”。之后，卢梭的遗体在民众的拥护下极为隆重地迁入了巴黎名人公墓。 日内瓦的卢梭雕像 241年过去了，历史已对卢梭做出比《忏悔录》更为公正的评判，卢梭的作品也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与其同时，在许多读者心目中，卢梭只是一个和伏尔泰、狄德罗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本文即从作为平民的卢梭、作为启蒙者的卢梭和作为文学家的卢梭三个方面入手，尽可能还原出一个具体的卢梭。 一、终身贫困的平民思想家 在启蒙运动中，有许多思想家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如伏尔泰曾因异端邪说被监禁，狄德罗曾因编纂《百科全书》而坐牢。但卢梭却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一方面受到统治阶级的责难，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来自启蒙思想家的攻击。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卢梭受到统治阶级的责难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启蒙主义触动的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政教政权。但卢梭为什么还会受到同为启蒙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们的攻击和批判呢？这和卢梭本人不合群的性格有关，但更为核心的原因是——卢梭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让·雅克·卢梭 伏尔泰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更是出生于普瓦图省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使得伏尔泰自小过着优越的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也为伏尔泰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态度埋下了伏笔。狄德罗虽生于一个剃刀师傅家庭，但自小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启蒙主义之风刮起后，他更是出入于报馆、咖啡厅，力图成为一个新派知识分子。此外，狄德罗还曾写过低俗小说。当然，这些为生存所做的努力并不能消解狄德罗的价值，但也反映出了他和卢梭的不同。狄德罗很像卢梭在《论科学与文艺》中提到的「 ”狂热分子”，受时代、国家和社会意见支配的启蒙时代的狂热分子。 伏尔泰 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完全不同，他不是一个心存幻想的改良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启蒙主义者，他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贫困的钟表匠家庭，在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因病逝世。十岁那年，卢梭的父亲与人决斗，事后遭受通缉，不得不抛下幼小的卢梭，独自离开家乡。从此卢梭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当过小学徒、店员、杂役，后来因忍受不了苛待，选择了逃离日内瓦。在流浪的岁月里，卢梭一边自学，一边艰难谋生，其间还被送入过宗教收容所。 年少时经历的艰难困苦，使得卢梭对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有了极为深刻的了解。有过这种经历的普通人往往会发誓要脱离这一阶级，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以摆脱悲惨的生活。但卢梭却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知道那些不劳而获的上流社会的人是不道德的，他们的贵族生活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卢梭选择成为了一名平民思想家，不惜以颠沛流离终身贫困作为代价。 二百年前的欧洲图景 当霍尔巴赫男爵问卢梭为什么对他冷淡时，卢梭直言不讳说: 你们太有钱了。事实上，作为平民思想家的卢梭，思想远比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大胆。其他启蒙主义哲学家们仍对君主立宪制心存幻想，但卢梭却对一切君主制毫不妥协。卢梭比其他启蒙主义者更为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旗手。 伏尔泰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讽刺为「 ”穷人的幻想”，这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对卢梭的一种肯定。事实上，卢梭就是一个穷人，一个保持终身的穷人。他童年、少年时代贫穷，是因为有个不幸的家庭。但他成年之后贫穷，却是因为只有保持贫穷，才让自己有着说真话的底气。1752年，国王路易十六要亲自赐给卢梭年金以示拉拢，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卢梭为了自己的独立果断拒绝了赏赐。 1792年对路易十六的审判 二、为消除不平等而奋斗的启蒙者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且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了一些头脑非常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人。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指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在私有制出现之前，人类只有自我保存和怜悯这两个原则，这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但又不会去区分什么是「 ”你的”什么是「 ”我的”。 初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一方面肯定了私有制的产生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但也指出它使得人类从此陷入了不平等的困境。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告别了自然状态之后，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富人和穷人阶层。 人数少的富人为了控制人数多的穷人，想方设法制定了法律：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因此我们互相商定，我允许你们荣幸地为我服务，而你们则把你们所剩下不多的东西交给我，作为我指挥你们的指挥劳动的报酬。而到了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这种不公平达到了极致，此时除了君主之外，任何人都是奴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又获得了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新的平等。 穷人和富人 卢梭并没有停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解构之处，他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建设。通过《社会契约论》中对契约论思想的神话，卢梭指出了一条出路。契约论的思想在欧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古希腊时代的伊壁鸠鲁已对其有较明确的论述。到了十七世纪，霍布斯对社会契约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此后，洛克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阐述了政治权利的起源，论述了 在其中的作用。 但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他们有较大不同。如关于权力的转让问题，卢梭不同意霍布斯的转让第三方以及洛克的上交 的方法。卢梭指出：自由是人性的首要法则，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人类的权力与义务，并全部取消了意志自由与行为的道德性，不合人性。此外，卢梭还在《社会契约论》中主张了一种自然宗教的有神论——公民宗教。因为卢梭他并不相信自私的个人有了理性后就会自发地去汇聚成一种公共福利，相反他认为人的自私会使人宁可违背自然法则的普遍规律而损人利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为了使一个新生的民族能够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便必须倒果为因，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于制度本身之上，并且使人们在法律出现之前，便可以成为本来应该是由于法律才能形成的那种样子。这样，立法者便既不能使用强力，也不能使用说理；因此就有必要求之于另外一种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了。 「 ”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其实就是宗教，此处亦可看出卢梭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分野。卢梭一方面强烈批判当时的基督教，另一方面又对原始基督教较为推崇。在卢梭看来，原始基督教是这样的：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内心的崇拜，以及对道德的永恒的义务。 原始基督教 由此，卢梭提出了他的公民宗教的设想：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有很重要的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 三、开创浪漫主义文学先河的文学家 在《启蒙哲学》中，卡西勒曾这样描述18世纪：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 , 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 , 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理性无疑是一种可以照亮蒙昧之心的高于一切的神圣之物。 启蒙运动 但卢梭却认为：正是通过情感的活动, 人的理性才得到完善。卢梭把情感看作是先于理性的东西，期望通过情感引导理性。《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宗教，其实正是是情感的产物，而非理性。这在卢梭的文学作品中有更为具体的阐述，体现为「 ”自然”、「 ”人性”和「 ”美德”等。 《新爱洛漪丝》中的圣·普栾和于丽，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的人，但出自一种天然的情感呼唤, 他们双双坠入了爱河。这是一种被还原到了自然状态的爱，是一种极为纯洁和崇高的爱。但于丽的父亲有很深的封建等级观念，他拒绝把女儿嫁给没有财产地位低下的圣·普栾。不仅如此，他还要求于丽嫁给年近五十的伏尔玛。表面上看是因为伏尔玛对他有救命之恩，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伏尔玛是个大贵族。 《新爱洛漪丝》插图 卢梭借此对虚伪腐朽的上流社会进行了批判，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并没有停留在对上流阶级的批判上。于丽起初强烈 嫁给伏尔玛，并痛斥父亲配不上「 ”父亲”这个神圣的称呼。但在母亲因看到自己和圣·普栾的书信气极而死后，于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于丽最终意识到：不应该为了爱情而牺牲亲子之情。 于丽最终嫁给伏尔玛，与其说是一种让步，不如说是一种牺牲。而这种牺牲在那个情境中是非常必要的，母亲已经被气死了，善良如她如何舍得再去伤害父亲？于丽早看清了封建思想的罪恶，曾大步向前与其斗争，但为了亲情她又往后退了一大步。这一进一退之间，闪耀的正是人性的光辉。 但是，于丽并没有忘记对圣·普栾的爱。出嫁后她向伏尔玛讲述了自己跟圣·普栾之间的情感，伏尔玛慷慨大度表示谅解, 并主动地圣·普栾请来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谓是理想得不切实际，但不能据此认为卢梭浅薄幼稚。恰恰相反，卢梭在此提出了一种基于「 ”美德”的新型友爱关系。在于丽临终之时，这种「 ”美德”更是具有了救赎的意义。 《新爱洛漪丝》插图 于丽这样对圣·普栾说道：我的品德无瑕疵，我的爱情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而不后悔。美德虽使我们在世上分离，但将使我们在天上团聚。我怀着这美好的愿望死去。用我的生命换取永远爱你的权利而又不犯罪 , 那太好了。 不难发现，此时的「 ”美德”已经升华成为了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但和基督教不同的是，基督教是以神为主体，而到了卢梭这里则变成了人。基督教忏悔的对象是抽象的神，而「 ”美德”使于丽直面自己真实、善良和美好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设想的自然宗教其实就是人的宗教，它崇拜和尊奉的并不是行走在天上的神，而是善良、友爱和纯洁的人性。在《爱弥儿》中，卢梭曾这样高呼：良心！良心！神性的本能，是永恒的和上帝的声音，是它引导无知和有限、却又有智慧和自由的生命，也是它成为善与恶的不偏不倚的法官，使人类似于神。 爱弥儿 除了呼吁人性回归自然之外，卢梭还深入而全面地展现了大自然本身的美： 从汝拉山高处发现日内瓦湖那瞬间，是我狂喜和心醉的瞬间。我的故乡，如此亲切的故乡，那儿快乐的激流曾充满在我的心头；阿尔卑斯山的如此有益于健康和如此纯净的空气；比东方的香料更甘美的祖国的空气；这富饶和肥沃的土地，这唯一的。人类眼睛从未目击过的最美丽的风景，这可爱的。我在周游世界时没有看到过能与之比美的住所；一个幸福和自由的民族的面貌，季节的温和，气候的静朗，那唤醒我曾品尝过一切感情的千百种甜蜜的回忆。 日内瓦湖畔 不仅是在法国，即使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 卢梭也可称得上是深入全面地描绘大自然、并借此呼吁人们回归自然的第一人。18世纪隐居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的浪漫主义诗人，可以说正是在响应卢梭「 ”回归”自然的号召。再加上前文已经指出卢梭的自然宗教对应的其实正是「 ”人性”、「 ”美德”和「 ”自然”，这些元素其实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所在。因此，卢梭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浪漫主义文学第一人。 结语： 歌德曾这样感叹：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开始了一个时代。伏尔泰结束了黑暗的封建时代，但卢梭比伏尔泰走得更远，因为他更加关注普通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性。 参考文献： 卢梭 《论科学与文艺》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 《社会契约论》 卢梭 《爱弥儿》 卢梭 《新爱洛漪丝》 卢梭 《忏悔录》 卡西勒 《启蒙哲学》 姚介厚 《略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邓晓芒 《从黑格尔的一个误解看卢梭的「 ”公意” 》 柳鸣九（主编） 《法国文学史》 王树人、 李凤鸣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前几天时尚圈又发生了一次海啸，好像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不停地跟各个行业的时代代表人物告别，这一次，时尚界的凯撒大帝“老佛爷”走了。

在人们开始纷纷悼念老佛爷时，我想起了另一个人——John Galliano

有时候我会觉得，从某个方面来说，John Galliano之于Dior，可能也就相当于老佛爷之于Channel

当年Dior正处崩溃之际，Galliano力挽狂澜；曾经的Channel也是这样与老佛爷结缘的

在Dior创办之初至今，有过7位设计总监

这7位当中，论劳苦功高，绝对是在Dior工作长达近三十年的设计师——Marc Bohan。

但如果说起其作品的艺术性，具有鬼才之称的John Galliano当仁不让了。

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1960年11月28日出生于直布罗陀。1984年毕业于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他先后尝试了绘画和建筑学习，并最终选择了时装设计。

1984年，他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灵感，奉上了个人的毕业设计作品发布会"LESIN-CROYABLES"，其作品的精湛新颖在整个英伦引起轰动。英国品牌BROWNS 甚至在发布会刚结束就将整台服装买下并在其店铺橱窗内展示。

当人们还在惊讶于他的天马行空的艺术理念和极致的美感时，约翰·加利亚诺已经悄悄开始了自己浪漫主义大师的新时代。

1997年他又接掌Christian Dior首席设计师，那时的Dior正徘徊于低迷边缘濒临崩溃，而他用极致的古板与无底线的浪漫力挽狂澜；07年经济危机，他助Dior安稳度过，并在3年之后使其品牌利润大增。对于这样的鬼才，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颠覆所有庸俗和陈规，而"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大师"之名也从此成为约翰·加利亚(John Galliano)专属的称谓。

那么他的“鬼才”又体现在哪里呢？

在他担任Dior首席设计师的这些年里，Dior从未让大众失望过，反而每一次都会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叹：顶级奢华就该如此！这才是Dior！John Galliano就代表了Dior，没有人会忘记那个时期。

随便放几张图大家随意感受一下：

1997年他接下Dior首席设计师职位后，Dior正式进入鼎盛时期。而他也将自己自己在设计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迪奥的古典优雅相结合，在原有的浪漫主义基础上展开了新的创作，每一件都堪称经典。

最经典的x廓形礼服，最早来自于创始人迪奥先生的设计灵感

同样是来自与创始人迪奥先生的H型廓形线礼服裙但是约翰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设计灵感，不仅解放了女性的腰部，同时还展现了女性的线条美

John Galliano的作品风格跨度非常大，灵感来源也是丰富多彩。他对各个国家的人文艺术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同样的文化元素在他的设计理念下也变得多元化了。

比如中国的旗袍：

在1999 年Dior 春夏成衣系列中，中国元素继续被放大。

不仅是中国文化，1997年，他以狩猎为主题，表达了对非洲女性冒险精神的肯定。不拘泥于同一种风格，对每一种文化都有精准的研究和设计理念的融合，他是John Galliano。

在2003年秋冬高定系列设计中，鬼才的John Galliano将中国武术与日本忍术融合，同时加入了中国的戏曲杂耍与脸谱艺术，加上一点水墨国画的飘逸与美感，艺术品由此诞生。

在2004到2006年期间，他又尝试着对古埃及法老和埃及女王神像元素进行创作，奢华又庄重，将时尚与古埃及的神秘气质完美结合，在他的设计下，我们看到，服饰也是有灵魂的

2007 年Dior 的春夏高定他又尝试把日本元素作为灵感来源，结合普契尼笔下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白樱花，樱桃嘴，铺面而来的东洋气息，神秘高贵，以秀为诗唤起绝美之峰尖，这次的秀也让Dior走向巅峰。

当然还有最拿手的法国古典浪漫主义元素：

宫廷唯美主义的：

仙气温柔梦幻的：

黑色怪诞奇幻的：

绚丽多情复古的：

造型夸张别出心裁的：

即便是现在来看也不过时的透视裙：无论是颜色还是版型，包括细节设计都堪称精致

再来欣赏一下他对妆容的拿捏，每一张面孔都是一个精灵，富有灵气，每一个造型都每到极致。他就像一位卓越的造梦师，装饰了每个女孩子的梦，影响了整个时尚界。

他狂傲，他也有狂傲的资本，凭借自身才华将已经濒临陌路的Dior又重新推到了时尚巅峰的位置，曾4次「英国最佳设计师奖」，还获得法国总统授予的「骑士勋章」。

据说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1995 年他的Givenchy 首秀时，Karl Lagerfeld（号称时尚圈的老佛爷）迟到了，后来当所有人准备就绪时，他却来了脾气不肯开场。他说“Karl 能迟到45 分钟，那我需要延后1 个半小时。”

然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不可一世的才华与傲气使他走上了时尚的神坛，也同时为他的生活埋下了定时炸弹。2011年2月24日晚，他在咖啡馆与邻座的一对情侣因被误认为流浪汉而气到发飙。于是他胡乱攻击，口中歧视犹太人与支持大屠杀的言论让他顿时失去了时尚圈对他的尊重，也被Dior永久开除，直到几年前才正式有勇气回到时尚圈。

当时本身是迪奥代言人、当年更在奥斯卡封后的娜塔莉波曼发表严正声明说：“对于Galliano先生曝光的言论，让我感到震惊与恶心。因为上述言论以及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我不再会跟对Galliano先生有任何来往。我希望他的可怕言论有助于提醒我们，要对这种仍然存在的种族偏见宣战。”

虽然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一再为自己当年的言论进行道歉，也做了很多努力进行改变，包括阅读关于犹太大屠杀、犹太历史的书籍，与犹太裔领袖碰面，接触包括零售商在内的大时尚集团，然而大错已经铸成，无法改变，也不可原谅。从艺术上我欣赏他，从人格上我蔑视他。

因为这件事，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离开了Dior的他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曾经的好友也纷纷离他而去，要怪世态炎凉吗？

转机发生于Kate Moss邀请Galliano为自己设计婚纱，对于Galliano来说，这个邀约像是一件礼物,他说：“为Kate设计婚纱从精神角度拯救了我，因为这让我恢复了自己的创作能力。她激励我重新做自己。”

浮沉过后，王者归来。2014年，Diesel的创始人、意大利时尚集团OTB的掌门人Renzo Rosso高调聘请Galliano出任Maison Margiela设计总监，举世哗然。

随后Galliano执掌Maison Margiela 2015春夏高定秀强势复出。近3年的空白期，所有的创作灵感和设计理念尽数释放在这一场回归大秀上，依然标新立异，依然华丽梦幻，依然极具戏剧化的色彩搭配，鬼新娘般的血红色曳地礼服，阴沉而神秘，解构的黑西装和肉色紧身衣混搭，狂野而不羁。

艺术终究是艺术。

四大媒体如此评价Galliano复出：

VOGUE ： 三年时间不变的是John Galliano的天马行空。

WWD ： 这是一场秀场没有进行装饰的时装秀。

Fashionista ： John Gallian的设计不成疯便成魔。

Style ： John Gallian的精工细造才是真正的任性

鬼才依然是鬼才。

他说：“我热爱生命，要尽情享受生活。”

最后再附上一些秀场图吧：

抽象派Abstract expressionism

学院艺术Academic Art

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

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反写实主义Anti-realism

Arabesque

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

贫穷艺术Arte Povera又称贫民艺术

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垃圾桶派Ashcan School

巴比松派Barbizon school

巴洛克Baroque

包豪斯Bauhaus

古典主义Classicism

色面派Color Field

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

立体派Cubism

达达主义Dadaism

荷兰风格派运动De Stijl (also know as Neo Plasticism)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

奇幻现实主义Fantastic realism

野兽派Fauvism

具象主义Figurative

新浪潮Fluxus或激浪派

未来主义Futurism

哈林文艺复兴主义Harlem Renaissance

印象派Impressionism

国际哥德International Gothic

那比派Les Nabis

Lowbrow

矫饰主义Mannerism

大众超现实主义 Massurrealism

丰盛主义Maximalism

Metaphysical painting

极简主义Minimalism又叫最低限艺术

现代主义Modernism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新表达主义Neo-expressionism

Neoprimitivism

奥普艺术Op Art

奥费主义Orphism

照相写实主义Photorealism

点描主义Pointillism又称点描派

波普艺术Pop art又称普普艺术

流行超现实主义Pop surrealism

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前拉菲尔学派Pre-Raphaelites

Primitivism

现实主义Realism又称写实主义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Renaissance Classicism

洛可可Rococo

Romanesque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社会写实主义 Socialist Realism

反概念艺术 Stuckism

绝对主义Suprematism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象征主义Symbolism (arts)

Vienna Secession

按英文字母排序的所有艺术运动，展开讲就是艺术史，所以就给这么多吧。

主要论述19世纪开头的四十年产生于英国的诗歌理论，其次也涉及其他主要艺术形式。该书强调的是批评的一种共同走向，这就是特意选择“浪漫主义”批评加以阐述的理由所在。虽然该书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同时它也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

另外，艾布拉姆斯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的理论，即（1）作品(work)（2）宇宙(universe)（3）作家(artist)（4）读者(audience)。

此外，该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总而言之，浪漫主义批评蕴含着多样化中的统一性。 四要素的关系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其中一个要素，生发出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三角形的图示可以把这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研究方法是类比法。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理论可以在整体上分为四大类：

摹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关注于作品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 ）：关注于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

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 ）：关注于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

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关注于文本细读

基本思想

坦率地批评了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

艾布拉姆斯既不同于那些仅擅长于文本阅读的“实用批评家”，同时也不赞成专事纯理论演绎的“元批评家”，他在骨子里仍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类似（他的学术同行）诺思洛普·弗莱和（他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那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因此阅读他的著作，我们一方面能感到他学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又能欣赏他那气势磅礴同时又行云流水般的文风。《镜与灯》就属于这样一类理论著作。关于《镜与灯》的隐喻意义，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明的，“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这两个隐喻以及其他各种隐喻不论是用于文学批评，还是用于诗歌创作，我都试图予以同样认真的对待，因为不管是在批评中还是在诗歌中，使用隐喻的目的尽管不同，其作用却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用镜子充当比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艾布拉姆斯的这种比喻已经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文论与柏拉图的传统连接了起来，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文论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有着画龙点睛之作用。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这种说法至今仍被沿用。

毫无疑问，崇尚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们尤其重视作品所反映的世界，也即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实际上，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甚至现代主义作品或者后现代主义作品，都无法脱离对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的或突出典型意义的或反讽的或荒诞的或夸张的反映，只是分别具有这些创作倾向的作家对世界的真实性的强调有所不同罢了，有人侧重的是作家头脑中设计的真实，也有人则强调折射在作品中的客观的贴近自然本来面目的真实，更有人干脆就宣扬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第二自然”。本书所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所侧重的就是这最后一种美学倾向。甚至唯美主义的反真实观（即王尔德所谓的“一切小说都是谎言”说）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作品何以反映客观世界的态度。

在这四大要素中，作品与艺术家（也及其作者）的关系也是作者讨论的重点，因为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特色，因此崇尚浪漫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很容易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轻易地窥见其作者的身影、性格、文风和气质，也即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所常说的“文如其人”。在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由于深受浪漫主义美学原则及其作品的影响，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也特别强调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机，甚至公然声称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所有艺术“都具有精神病的性质”，这恐怕与他们十分看中文学作品与其作者的密切关系。，因此艾布拉姆斯的这四大要素后来经过比较文学学者刘若愚和叶维廉的修正和发展后又广为运用于中西比较文学和文论中，影响了不少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

价值影响

《镜与灯》虽然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宇宙、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似乎与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

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批评模式后来被结构主义批评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极致而受到各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拨。而作为主张批评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艾布拉姆斯则同时兼顾了批评的各种因素，当然这也正是他能和各批评流派进行对话但他本人的批评倾向则不那么鲜明的原因所在。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虽然艾布拉姆提出这一关系时接受美学尚未在理论界崛起，但他的理论前瞻性却为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所证实。这也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镜与灯》仍然未成为“明日黄花”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镜与灯》的出版，为浪漫主义文论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可以说，和作者同时代的诺思洛普·弗莱以及后来的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等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文论大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本书，或者直接从中受到启发。因此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作者凭着自己对古今文论发展的了如指掌，从纵的历时方面也对历史上和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给予了颇为恰当的归纳：模仿说，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论所要追求的崇高审美理想，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论孜孜追求的目标；实用说，往往强调艺术的直接教益性功用，这在西方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被推到了极致，后来又在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流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表现说，则是本书着重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也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注重的方面；客观说，强调的是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实践中。可以说，艾布拉姆斯的这种宏观的总结是相当全面的。

置身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随着我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联度愈来愈深入和复杂，西方文论在我国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国文论的独创力究竟何在，无疑是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而要追究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当前正与我们频频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论（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 文化 研究”等），而是同时需要由此出发，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那部分后面所携带或缠绕着的更为久远而深厚及更为复杂而多变的西方文论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需要从当前正与我们发生关联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稍稍抽身而出，退回到一个有一定距离的平台上旁观，看看西方文论在其漫长的发展与演化历程中经历过哪些转变或转向。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概念①，由此解释与那时的流行理解颇不相同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与文论的语言论取向，并将“语言论转向”（以语言为中心）与更早的“认识论转向 ”（以理性为中心）及认识论美学与文论对应起来阐释。但那只属于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断代性审视，而不是由古到今的通盘性观察。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在西方文论的总体发展历程中（假定有此总体的话），到底曾经出现过哪些在文论发展史上富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转向”或转型。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的内涵与特质，而这正构成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问题探究的一部分，因为对后者的探究依赖于适当捋清西方文论本身的历史演变线索。

一 从“知识型”视角看

　首先应当看到，一劳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论的历史线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里的捋清仅仅为的是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本身的总体概貌，以及理解它在东渐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对话问题。一般地讲，西方文论史就是指欧美发达国家的文论史。对于当今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来自异邦而不断冲击我们心智的西方文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目，我们应该如何认知和应对，确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方”这个话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理论历险：果真存在着一个统一、完整或总体意义上的“西方”吗？当我们身居国内时，我们会热烈地纵情想象那正对我们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西方”；而当我们走 出国 门进入“西方”国家，我们反倒会犯难：这是一个个具体的西方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整体的“西方”在哪里？而一些西方国家学者甚至会向我们特别申明：我们只是属于某某国家，也不知道西方在哪里。这里无法辨清这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可以有种简便的处理办法：“西方”不过是我们想象的但又确实与之打交道的对话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想象与实在融会的复合物。

从研究实际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应当根据何种理论框架去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论史的历史演进。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势必存在众多不同视角，但可以简要地说，我们不妨从西方文论与西方“知识型”的转型的关联角度，尝试去搭建西方文论史的宏观性阐述构架，由此对西方文论史的发展状况予以概略说明。而搭建这个宏观构架，不存在寻求唯一正确视角之类问题，仅仅为的是旁观方便。如果这个构架使我们在旁观西方文论时多少有点方便，旁观后即加以拆除也无妨。

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 ”（episteme，或译“认识阈”）。他指出：“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②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③。由此看，“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

不妨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加以比较。“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④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⑤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知识型” 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做“结构主义范式”⑥。由此看，“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

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西方“知识型”经历过若干次重要的转变，这不妨称为“转向”（turn）。“转向”一词，在英文中有转变、旋转、绕转等含义，在这里主要是指路线或方向的转变或转折点，引申而指观念、思想、知识或话语等所发生的重要转变或转型。当基本的“知识型”发生“转向”时，这种“转向”总会创生出与它相对应并奠基其上的新的文学观念、 方法 与批评系统即文学理论。

二 来自“知识型”的五次“转向”

从西方整个“知识型”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相关联、并且前者的“转向”影响了后者的相应“转向”看，西方文论经历过大约五次重要的“转向”（当然还可以列出更多）。这五次转向是从“知识型”与文论相关联的角度去说的，在有文论之前可能存在的“知识型”转向只能忽略不计。下面不妨做简要论述。

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以智者派（Sophists）、尤其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为代表，希腊哲学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正是在整个“知识型”层面的这种人学转向熏染下，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对整个西方文论史富有开拓性意义的文论大家。在这种人学“知识型”根基上生长出以“模仿”说为特征的古希腊文论和以贺拉斯“寓教于乐”说为标志的罗马文论。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模仿”说在西方文论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转向为中世纪的神学转向。随着____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____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和文本四层意义等）、“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等⑦。

第三次转向是17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它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去寻求解释。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

第四次转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这种“转向”中，不再是“理性”，而是语言、语言学模型、语言哲学等被视为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东西。正如利科尔所分析的那样，“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然，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们时代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被很多哲学家看做是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⑧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 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如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

第五次转向为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cultural turn）⑨，它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这些流派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

这五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状况及其演变的宏大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

三 中西文论的相遇方式

需要看到，历经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的东渐过程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从第一次转向时起就与中国文论相遇，也不是只在最后一次转向时才与之相接触，而是分别呈现出至少四种相遇方式：叠加式、疏离式、追补式和平行式。

首先呈现的是叠加式相遇。当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在其古典帝国的晚清垂暮时分发生正面遭遇时（尽管此前有过零星侧面接触），前锋部队应当是“认识论转向”时期文论，随后拥来的大军还有“神学转向”和之前的“人学转向”时期文论。这三次转向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影响了从晚清到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文论。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就承受了“认识论转向”导引下的德国美学如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等的影响。“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这一表述显然来自叔本华。随后陆续有启蒙运动时期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登陆，对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等发生影响。有趣的是，此时西方正盛行的语言论文论主流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却远远低于前三次转向时期。鲁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状况时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 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从文论角度看，这种几十世纪的多元挤缩状况也正与西方历次转向的叠加式影响密切关联。而且这种挤缩中的外来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⑩。显然，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可以从这种叠加式相遇角度获得一种合理解释。

继而有疏离式相遇。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推演自己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时，西方正相继风行“语言论转向”所标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这些新的语言论思潮对中国那时期文论几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过，那时期还是出版了有限的“内部读物”。袁可嘉等在1962年奉命编译供批判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收录一战到60年代初的“美英资产阶级文艺论著”，其中就有后期象征主义、“新批评”等，但没有在法语国家盛行的结构主义。他在后记中一锤定音地指出：“综观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虽说数量上有所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新理论是很少的。”这显然没有看到“语言论转向”带来的拓展。这样的政治与学术偏见在当时中西疏离式相遇的背景下是“正常”的。进而说“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如新批评派和心理分析学派）是反动的，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是明显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判”B11，就更可以理解了。不过，这种偏见的反面效果却是：因为政治与学术疏离而造成更加强烈的心理期待。

当“新时期”国门重开、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就变得十分迫切，80年代的人们恨不得立时追补完过去三十年光阴所耽误的整个中西相遇。这种追补式相遇由于也包含了过去的叠加式相遇，因而西方文论的前四次转向生成的几乎种种文学观念，都在此时期蜂拥而至、联翩而来，在中国先后推演出“审美化”文论、“主体论”文论、“向内转”文论等新思潮。

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大致平行式相遇，还是在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也就是在“文化论转向”所造成的新的学术氛围中。由于一方面有中国学人频频到西方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有西方著名文论家相继来中国访问及出版新旧著作，就使得“文化论转向”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文论新贵有了在中国平行相遇的可能。杰姆逊（或译詹姆逊）频繁来中国交流以及他的《文化论转向》（1998）几乎达成与西方同步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译为《文化的转向》）正是一个明证。另外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解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多次到访及专著出版。当前正热火地亮相的“文化研究”或“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显然也正得自这种平行式相遇的真传。但需要注意的是，平行式相遇毕竟不等于、更不能被误认为是平等式相遇。中国文论要真正地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像鲁迅当年所期待的那样与世界各民族“协同生长”、在其中“挣一地位”B12，还需要做艰苦而漫长的努力。

上面几种相遇方式表明，西方文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相遇方式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但从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变形来看，这种相遇在总体上当属于一种由“一”向“多”、由“同”到“异”的破裂式转向。当拥有数千年连续式文明传统的中国文论遭遇拥有数千年破裂式文明传统的西方文论时，就好比一个稳定的东亚高原板块突然间遭受到来自数个相互断裂的高原板块的轮番挤压，这种轮番挤压迫使东亚高原板块在交替地承受来自不同高原板块的异质力量的冲击后出现急剧变形。面对着彼此异质的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等欧风美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道路该向何方铺设和如何延伸？这注定了是在欧风美雨侵蚀、震荡或浸润下伸展的曲折历程，既可能如风中的芦苇飘摇起伏，也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但无论如何，在这多重异质高原板块的轮番高强度碰撞下，中国文论以“破裂”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展开了。

四 中西相遇下的现代性转向

对西方文论的转向及其与中国文论相遇的上述考察，可以为理解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论或中西相遇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一面合适的镜子。

经历过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在发起一场不期而至的短促遭遇战后，似乎立时就宣告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寿终正寝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开场。其实，西方文论中国化在这里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外来文论的强势入侵，而实在也同时是、甚至更多的是出于中国文化界和文论界寻求自身现代性转向这一必然要求。风烛残年的中国古典文论要借鉴西方文论以构建自身的新的主体性，这被视为中国文论的一种必然的西方化过程即西化过程。这种意义上的西化其实正显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应有含义，恰恰构成了中国文论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向的一条必由之路。

这样，所谓西方文论中国化或中国文论的西化，不能被机械地解释成西方文论如何入主中国文论或中国文论如何走向西方文论，而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即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参酌西方文论而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现代性转向是中国文论的一次前所未有而又意义深远的破裂式转向，意味着向来习惯于近缘杂交的中国文论此时不得不同以往的连续式传统实行断裂或决裂，开始了与西方文论的远缘的和多元的杂交进程。无论如何，对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加以具体而深入的比较性探讨是必要的（这需另行展开）。

五 以中为镜看西方

由于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西方文论的转向，因而本来不宜在中西比较上走得更远，而是需要继续追究西方文论本身的特点。不过，与我们通常“以西为镜”而显示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应，这里也不妨换位思考，“以中为镜”而呈现西方文论的特质。所以，要从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中窥见西方文论的特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它同中国古典文论相对照，因为这是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文论系统。而到了中国现代文论，这两种文论系统已走向相互杂交，就不那么容易辨别了。假设一种文论总有其特定的文化气质做根基、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规律、运行特定的范畴系统、有着独特的目标的话，那么，可以在中西文论的相互映照中见出西方文论的一些独特风貌。

首先从根部的文化气质透视，与中国古典文论带有近缘杂交文化气质不同，西方文论体现了明显的远缘杂交文化气质。中国古典文论生长在东方亚洲大陆，在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多民族的反复交往与竞争中生长起来。即使是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限于亚洲范围内的近缘意义上的。而西方文论则承受了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的远缘与多元塑造。

由于在近缘杂交环境中生长，中国古典文论在自身的演变上显得相对稳定而缓慢，沿着先秦、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脉络演变，虽不断有变化和创新，但基本上未见有突转式重大“转向”，基本上属于一种连续式文论；而西方文论则在远缘多元杂交环境中长成，屡屡走极端，先后呈现出人学、神学、认识论、语言论和文化论等“转向”，因而可说是一种破裂式文论。这里和前面有关连续式与破裂式的划分及讨论，都借自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有关中国文明属于“连续式文明”、西方文明属于“破裂式文明”的论断B13。当然，这属于一种宏观观察，而严格说来，这两种文明及两种文论分别在其连续中也有破裂，在其破裂中也有连续，这是需要具体分析和仔细辨别的。

在连续式生长中，中国古典文论在不同时代涌现出不同的核心范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生长到自身的成熟期。单就文论范畴的成熟期而言，在先秦两汉有“诗言志”说、“风教”说等，在六朝有“诗缘情”、“感物”（“体物 ”或“物感”）说等，在唐代有“感兴”（或“诗兴”）说、“天然”说、“味外之味”说等，在宋代有“妙悟”说、“点铁成金”说等，在明清有“童心”说、“ 性灵”说、“神韵”说、“才胆识力”说等。重要的是，这些在不同时代成熟的范畴之间不存在过分突兀的转向，都可以从同样的中国古典文化母体中找到其胚胎。而西方文论在其破裂式生长历程中，往往以奇峰突起姿态推出在不同文明传统熏染、又在多元文明杂交下长成的独特范畴系统，例如希腊时期的“模仿”论、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现实主义的“真实”论、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和“陌生化”、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论、“新批评”的“含混 ”与“细读”论、新历史主义的“政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无意识”等。这些文论范畴各自携带着来自多元文明或杂交文化的异质内涵，显示了不停地“破裂”或“求新”的文化品格（其中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传承性关联）。

与中国古典文论喜欢调动人的直觉去把握概念或范畴的无尽之意、甚至偏爱“恍惚”不同，西方文论在长时间里执著地追求概念或范畴的明晰度，突出一种精确或实证精神。即使是尼采式、海德格尔式到德里达式等对于“形而上学”的明晰传统的一次次激进的“解构”之举，包括其中的“诗化哲学”方式，也不过恰恰反过来证明这种明显区别于中国古典文论的明晰传统在西方至今过分强大和顽固、乃至根深蒂固。

西方文论还处在第五次转向的风潮中，但也许第六次转向的征兆已逐渐显露而还暂时不为我们所明察。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前，中国文论被卷入与西方文论的平行对话中，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宿命，同时也是一种加紧自身的现代性转向和现代性铸造的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于与中国文论有着特殊关联的西方文论的深入认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见我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语言本质观》，《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 2期；又见我的《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初见于［英］柏格曼《逻辑与实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77页（Gustuv Bergmann, Logic and Realit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77）；又见［美］罗蒂编《语言论转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Richard Rorty, ed,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②③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249页，第249页。

④⑤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第291页。

⑥［法］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⑦［法］贝西埃等：《诗学史》上册，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40页。

⑧［法］利科尔：《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7页。

⑨这个术语取自［美］詹姆逊《文化论转向》书名（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 New York: Verso1998）。

⑩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19），《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页。

B1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编，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465-466页。

B12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B13有关连续式文明与破裂式文明的说法，取自［美］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陈星译，辽宁 教育 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