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中国古代书画

然而，在现代教育模式下，课程的安排没有强调中国古典哲学观念的教育，这使得欣赏中国画受到了一定的障碍,加之我现在的知识结构也还很欠缺,所以只能浅析历代的“画论”和各个时期的“评画标准”来作为的主要依据和基本理论。第一章 中国画的现状与文化背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生活之余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因此，现在喜欢画的人多，真正懂画的人少，加上改革开放的今日，中西文化的碰撞加剧，无论是作画还是欣赏画，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混乱和误导。 在生活中当面对一幅国画作品时，能否看懂作品并拿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对于一般人来说，首先要看作品表现的是什么内容？画家所表现这种形象的意境是什么？如果都能回答出来了，便认为是看懂，反之，则是看不懂，这种方法就是一种传统的“讲故事”方法；但，相对来说，国画工笔的作品中因为是具体的、真实的，还是容易欣赏；而写意作品呢，笔墨奔放，意到笔不到，甚至于泼墨画作品就更难看懂了，因它形象不具体，加上手法夸张、抽象，一般从作品表面是很难读到画者的寓意。 当然，这种方法只能作为一般人的欣赏方式，因为画得好，看得明白，才容易引起人们更多的联想，产生共鸣。但我们必须明白，一幅中国画的好坏，却不是简单的以表面上的形象来衡量的。

回想自己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深深的体会到作为国画专业的学生，要欣赏好一幅中国画，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画的历史文化背景、表现方法以及语言理念等。

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以水作为调和剂，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宣纸和锦帛为载体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画种，它植根于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沃土中，历经萌芽、发展、成熟、创新和再发展的诸多不同阶段，形成了融汇民族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哲学观念的完整的艺术体系，与西方的油画形成了两座并峙的艺术高峰。

中国画从内容上看，可分为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三大类，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国画又可分为工笔、写意。 工笔画即精工绝伦、一丝不苟，十日画一水，五日绘一石，积年累月画成一幅图画。 而写意则笔画简略而又不拘小节，大笔一挥，笔收意在，顷刻而成。 如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因爱四川嘉凌江沿岸三百余里的风景，而要人在大同殿壁上把其画出来；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方成，而吴道子只用了一天，便画好了。唐玄宗给他们的评语是：“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五迹皆极其妙”。今天看来，吴道子，李思训当年所作的壁画已经不存在了，但从画论上我们可以知道，吴道子以线条的雄浑流畅见长，下笔如疾风骤雨简略而迅速；李思训的风格以金碧辉煌的重色山水著名，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描绘才能完成，他们的绘画风格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之上所述，无论是花鸟画、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写意或工笔之类，只不过是其内容与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同的画家有不同风格的表现，当我们面对着同一题材而不同风格，或是不同题材而同一风格的各种作品时，我们又如何去欣赏呢。第二章 谢赫的评画标准等观者在欣赏一幅国画作品时，首先要碰到如何品评这件作品的优劣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最早提出绘画品评标准是五世纪末谢赫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①。首先提出作品要“气韵生动”，是指人物画要有生动的艺术形象，把对象的神情风貌，性格特征，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谢赫等其他文艺批评家认为：艺术作品中活跃的生命力与整个宇宙中的生命力一样，是“气”遍布太空,是生命之“气息”，是一种动力,渗透、滋养、刺激着世间万物。这里谢赫特别提到“气”：表现物体客观的“壮气”、“气候”或“气力”。 “气”，另一种说法就是作品中的出气孔或者透气的元素，一幅好的中国画，画面是不会使人感觉到“闷”和“烦”，这是因为画面中有着恰到好处的透气点，虽然作者在画面中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使观者受到了一定的感染，但是因为作品中有着透气点，就让你再纵观画面时就不再是“闷”和“烦”的感觉，大有通过透气点跳出画面。 而“韵”又是六朝时期文艺批评中常见的另一个字，这里面就包含艺术品完成的和谐之感及韵味，好的、感人的作品，必定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不尽的遐想，给观者以身临其境而又从中联想绵绵的高于其中。当然，由于欣赏者的修养、水平不同，将会有更多、更丰富的理解。 谢赫等用“气韵生动”来表明一幅作品完成之后，必须在 “气”、和谐度、生动性及充满活力等方面皆生机盎然。如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的是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来迎文成公主入藏的情景，画面上乘步辇的唐太宗威严而和睦，禄东赞精干而恭敬，礼官肃穆、宫女顾盼，气氛亲切融洽②；

又如魏晋时期顾恺之的《洛神图》，画面人物之间的情思不是依靠面部表情来显露，而是通过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巧妙处理展现出来。画中洛神含情脉脉，若往若还，表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怅之情③。 其二的“骨法用笔”，是指用笔上的动力，描绘形象要注意笔致变化，讲究线条的形式与动感之美。可以说，线条的优美将会给作品带来锦上添花之功，也可以说气韵生动的最终体现是离不开骨法用笔。 比如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中的线条：将净饭王的衣纹画得遒劲挺直，王后的衣纹则柔韧而圆转流畅，既表现出衣服的质感不同，也衬托出男女的性格各有差别。前面伏地的鬼神，线条更为崩流豪放，大有“毛根出肉，力健有余”之感，夸张的造型表现出神怪的非凡力量，拂地的飘带，行笔飞舞，卷舒自如。

“骨法用笔”在传统的中国画绘画当中，它还融合了汉字的书法中的用笔规律，美学原则，体现出线条的力度、质地和美感等；通过不同的线条去体现出笔墨的动态、势向、韵律、节奏。 如魏晋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图卷中的一系列动人的形象，非常注重用线条来造型，作品中以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线条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线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样，具有疏密、长短的变化④。 中国画以点作画，易于零散、琐碎；以面作画易于模糊、平板；而用线作画易捕捉物体的形象及动感，是最适宜于发挥毛笔、水墨、宣纸、绢帛的特性；可以说线条是中国画家情有独钟的艺术语言，它是国画的灵魂，是作者在抒情达意中的宣泄和表诉。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画家伏案笔耕，利用不同的笔法书写着粗细、曲直、刚柔、毛涩、疾徐、虚实、顺逆、繁简等不同质地，不同感受的线条。并以这些含情线条的渐变、排列、交搭、分割、呼应等，在画上构成了形态各异、情变万千的诸多造型来，表达着一份份爱国之情，表达着一幕幕悲欢离合，表达着一颗颗赤子之心。

诚然，我们在欣赏国画作品时还应注意到，用于表现中国画的线条要有生命力，它的抑扬顿挫、疏密粗细、快慢虚实、浓淡干湿无不显现着画家的才思、功底。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把绘画的点线用五个字概括：“平”、“圆”、“留”、“重”、“变”。“平”，如锥划沙，笔锋与纸保持在一个水平上，运压力与提浮力相衡；“圆”，如折钗股，指用笔圆浑有力，浑厚、不露锋芒，富有弹性；“留”，如屋漏痕，笔在运行中感觉有阻力，在与纸摩擦的阻力中艰涩前行；“重”，如高山坠石，用笔要用劲，要有力度，使之大有力透纸背的感觉。特别是打“点”，要象高山掉下的石块那样有分量；“变”，笔画形成多样性的对比，有变化，不雷同。如他的《山中坐雨》、《青山红树》等作品就体现了其山水画用线的特点⑤。

无论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无论是奔放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高昂的，或是低沉的，都特别强调笔法的力与气韵的结合，有气为活笔无气为死笔；笔断意连，形断气连，迹断势连均有气接，因而作品才能气势逼人，情动理明。所以我们在欣赏国画作品时，应注意作品中作者的运笔与气韵的结合，通过笔法来表现画面形象的神貌。如南朝西善桥画像砖《竹林七贤图》中，衣褶行线以刚劲为主，刚中有柔，与顾恺之“春蚕吐丝”式的线描相近，生动的刻画出这些人的特征和颓废、空虚的精神面貌⑥。

其三的“经营位置”，是画家在作画时对物象的安排和组织。如“经营”二字，内涵就十分丰富，它包含着思考、分析、研究、推敲等一系列思维活动。这里的“位置”不仅是画面上物象安置的处所，还包括整个画面的结构安排，格局布置，讲求“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等。这就是说画家要完成一件作品，决非随随便便一挥而就，是要经过苦心孤诣地思考、探求，精心慎密地选择取舍、匠心独到地组织、安排，最终成功的作品才得问世。 如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融汇了“三远”法（即“高远”、“深远”、“平远”）为构图方式，主峰采用“高远”法（从山脚往山顶望，称之“高远”），高耸而挺立中又略带向前倾斜，气势宏伟壮观，大有一种向你直面扑来之感，使你不觉间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显示了作者写山绘水之功是何等的高以及构图之妙；主峰两旁采用“深远”法（自前向后渐渐深远，称之“深远”），既衬托了主峰之气概，又能充分的表现群山连绵之意境，同时体现作者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及认识之全面；前景以“平远”法（自近景而层层叠进到远景，称之“平远”），前景奇石异树，石之形貌变化无穷，树之品种繁多，造型各异，给人以无限的向往及惊叹作者对大自然之观察力、想象力及表现力。可见中国画家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十分注重构图的研究，他们总结了一系列的规律与法则。 比如早在东晋时代，顾恺之就提出了“置陈布势”的构图原理，其后历代画家不断的探索，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完整的中国画构图体系：“宾主”、“呼应”、“虚实”、“疏密”、“藏露”、“开合”、“取舍”等。这些规律符合辨证法中的对立与统一；只有符合对立与统一规律的作品，才能经久耐看，才有吸引力。反之，美的因素就会不同程度地大打折扣。所以说构图的来源是生活，是眼界，是修养，是格调，是将生活的每一个很小的场面、片段、景象推向了高于生活的境界。

另外，构图还有极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就如同生活中，家具的摆设，格调的布局，青绿淡雅，随之任之。它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不求物体现象，只求构思和形象入“理”。之上所述，欣赏国画作品的优劣主要是以六法中的“气韵”、“骨法”、“构图”为主要切入点，顺理便成章，无气便失势，无骨便失力，无虚实便失意趣，无呼应便失统一，无宾主便平铺散漫，无疏密便均齐刻板，有露无藏便失含蓄之雅，有开无合便失承接照应。 因此，可以说“六法”是一个评画整体，它的出现表明我国绘画理论已上升到一个有较完整体系的阶段，它是魏、晋、六朝画家艺术实践的总结；还有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也根据山水画的要求和创作实践提出，画有“六要”，来作为评画标准，即“气”、“韵”、“思”、“景”、“笔”、“墨”，他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这两点仍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思”，是指剪裁取舍、立意构思；“景”，是要求画山水应根据不同的时令与具体的环境描绘，要“搜妙创真”才能为山水传神写照；“笔”与“墨”便是中国画的重要技法。到了宋代，刘道醇在《宋朝名画评》里，又提出了“六要”与“六长”。他说：“识画之决，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所谓六要，即“气韵兼力”、“格制俱老”、“变异合理”、“彩绘有泽”、“去来自然”、“师学舍短”；所谓六长，即“粗卤求笔”、“僻涩求才”、“细巧求力”、“狂怪求理”、“无墨求染”、“平画求长六”；其中“六长”是根据中国画形式美方面的对立统一法则，较有价值；“粗卤求笔”，意思是奔放粗旷之画，讲求笔墨技法；“僻涩求才”，创作中描绘一些生冷僻见的题材时也得讲求法度，不得糊写乱画；“细巧求力”，是指精工细匠的作品中，表现力量要强，不要纤弱柔软；“狂怪求理”，作品中如造型狂野怪异的，要合乎情理；“无墨求染”，其意与“计白当黑”相同，即空白处并非真的“空”，而是表现了丰富的含义。

综上述，是自己平时学习及欣赏中国画的一些粗浅体会、认识及看法，给一些爱好国画及在欣赏国画的同时，能基本上了解中国画的特点及风格。毕竟，中国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而又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观察认识，形象造型等。 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认识中，采取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方法，并在活动中去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事物中去，而不是做局外观，或局限在某个固定点上，它渗透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作用，又起到了“恶以诚世，善以示后”的教育作用。即使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在观察、认识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联想有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三章 欣赏国画的思维方式国画欣赏需要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的三个重要阶段；这就是要求我们直观的去观察、认识审美对象，即作品本身的意境、色彩、线条、描绘等；在这基础上进行审美、理解、思考，把握作品的意味、意义、内涵以及对作品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表达主题、时代背景的理解等。 这样，才能给欣赏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作品的内容怎么去表现及所采用的艺术手段等，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作品的画面、情调及意境等，去猜揣作者的心思，是热情地歌颂还是辛辣的讽刺，是深沉的表诉还是豪放的抒怀，再结合作者的创作特点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并通过自己多年积累的审美经验、文化知识、生活阅历等惊醒丰富的联想，升发开去，必能将作品所表达的寓意展现出来。

就拿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长卷）为例：王希孟，生平画史失载，据卷尾蔡京文可知他原为画院学生，后入宫廷文书库，徽宗曾亲自指授其画艺，十八岁时画成此卷呈进，现仅存《千里江山图》长卷；此卷采用长卷的构图方式，布置以“六比四”把天空与景物一分为二，这使得景象空旷深远，能更好地表现江山的壮观；画中群山错落连绵，江河环绕，楼亭其间，茅舍相衬，舟渔繁忙，嘉树、飞瀑点缀等，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化社会的憧憬和对多彩自然的向往，充满丰富的感情，其间也不乏肯定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及生活在祖国美好山河中的自豪；大青大绿着色，染天染水，富丽细腻，代表了画院青绿一体的精密不苟，严守格法的画风；笔法以勾勒为主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山坡，丰富了青山绿水的表现力；人物衣褶无勾勒，虽小如豆，而形态、服饰各异，动态活泼，体现出宋代山水画经过北宋早期荆、关画风的高度成熟，中期的唯李成、范宽是举，以致烂熟的状况，晚期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提倡以古为新的思想，综合唐宋，创造出独具一格的熔李思训、李昭道及水墨山水成就为一体的画风。这种思想影响到后世，如董其昌等的以“复古”为表，实含创新的思路。结束语 欣赏中国画的过程不仅需要对作品本身作认真的分析、研究，还需要对国画的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创意有所了解，这就得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把握国画作品的优劣。特别在现代的文化背景里，很多学习中国画的人都在大呼“崇尚传统”、大搞“创新”，如果对传统没多少了解，甚至连传统的东西还一窍不通，又怎么去创新？

中国古代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按照传统的分类，中国古代绘画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大类。 中国古代的人物画成熟得最早。唐代和五代已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高峰时期。它始终以线条作为主要造型手段，并以“传神”作为塑造艺术形象最根本的要求。 《历代帝王图》传为唐代初期著名画家阎立本⑨所作。它刻划了汉代、南北朝至隋代的十三个帝王的形象。唐代的这种帝王像具有“扬善抑恶”的作用，所以此画中对每个帝王的形象都富有褒贬的意义。而这种褒贬主要是体现在对每个帝王的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刻划之中。晋武帝司马炎的形象显得雄略大度、气度不凡，可以体会到画家对这位帝王完全是持肯定和赞颂的态度。为了突出晋武帝的形象，画家有意将帝王的两个随从画得较小，人物的动作也较单一，表现出当时绘画能力和技巧有一定局限性。 顾闳中⑩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五代时期遭到南唐统治者猜忌的政坛显要韩熙载夜间宴请宾客的场面。顾闳中巧妙地构思了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五段画面，再现了夜宴的主要活动。这里选用的是全画的第二段，描绘韩熙载在亲自为歌伎起舞击鼓助兴。宾客们或坐或站，或动或静，表现出不同的神态。韩熙载本人则神情悒郁不欢，暗示出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作品显示了中国古代画家早在公元十世纪时就已经善于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